快乐阅读

第四节“战人较战具为尤急”


  先进军械固然是近代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但军械终归要靠人来掌握。提高部队官兵的文化、军事素质,始终是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战人较战具为尤急”②,这一论断无疑是十分精辟的。
  张之洞认为,“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①。他还说:“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②。因此,从创建新式军队的开初,张之洞就将通过正规学堂教育培训军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他编练新军与开办军事学堂总是同步进行。在广东筹议大治水师,同时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在江苏创建“江南自强军”,同时开设江宁陆军学堂。在湖北编练新军,又先后开办武备学堂、武普通中学堂、陆军小学堂、将弁学堂等不同程度、各有侧重的系列军事教育单位。他设想经过若干年后,达到“非学堂出身者不得充统领营哨各官”③的目标。为此,他极力扩大陆军小学堂的规模,“每年收足一千人,三年收满三千,一律按日到堂受业。三年之后,若好学者众,则分刚柔日轮班上学,可以收足六千”④,实现“六千君子共学堂”的壮举。这一设想虽未实现,但其思路却是基本正确的。
  为尽快培养熟谙近代军事知识技能的指挥人材,张之洞还积极派遣军事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在晚清留日士官生中,张之洞派出的湖北留学生占有很大比例。如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三十九人,湖北占十一人;第二期二十五人,湖北更占了十七人。吴禄贞(1880—1911)、蓝天蔚(1878—1922)等著名军官,都是张之洞从湖北派往日本留学军事的。
  张之洞认为,“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①。在他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中,均仿效东西洋各国军校体制,开设一系列适应近代战争要求的新科目。如江宁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五人任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画、算术、营垒、桥路等课程。湖北武备学堂开设军械学、算学、各国战史等科目。学生除在讲堂研习之外,还要参加严格的实际操练。在开办陆军小学堂时,张之洞认为部章规定开设的军事课目太少,程度太浅,他上奏论辩:“开办学堂,总以学科完备为第一要义。若学科不完备,虽一切布置均守部章,亦于军政无益”②。他说到做到,在湖北陆军小学堂中增设筑城、军制、兵器、战术、卫生学、炮操、马操等课程,并附设了测绘班、军医班、海军班。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军校,由此初现规模。
  在注重培训合乎近代战争要求的新式军官的同时,张之洞还十分强调提高士兵的素质。他说:“以今日战事日精,战具日巧,即一哨弁之微,亦断非粗材下品所能胜任”③。为了保证兵员质量,他在《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中提出:
  “募兵之法,略仿日本征兵制,寓征于募,选士农工商之家安分子弟,或素有恒产,或向有职业手艺,自足资生,并非待勇粮为生计者入伍,凡刁滑流痞之徒,一概拒收。”为了适应严格军事训练的要求,又规定新兵年龄限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并且必须经过西医严格体验,合格者方予录取。尤其体现其卓越识见的是,张之洞格外强调士兵的一般文化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①入伍,以利其掌握近代军事技术,提高部队战斗力。
  他手订湖北练兵要义,其第一条即为“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各支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如该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湖北黄陂募兵九十六人,其中竟有廪生十二人,秀才二十四人。张之洞还独出心裁,在湖北推行“学兵制”,选派士兵入陆军特别小学堂学习,“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对这种成年士兵入“小学堂”深造的创举,当时人们戏称为“学堂特别小,学生特别老”。
  另外,张之洞还又选调武备学堂优等学生教习各营,兼充哨官。“军营向例,哨官带兵而无教练之责,教习教练而无统带之权,至是合而为一”③。这些措施在全面提高士兵文化、军事素养方面都收到显著功效。为了吸引有志青年入伍,稳定军心,张之洞十分重视改善官兵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提出“恤兵之善有四”:
  一、饷厚;
  二、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以防克扣;
  三、兵不自暴,官为供备;
  四、阵亡者恤其家终身④。
  江南自强军士兵饷银每月给官铸银元五元,合库平银三两六钱,官弁递加,且饭食衣履费用在外。湖北新军士兵饷银又提高至每月六元,这在当时确属十分优厚的待遇。为了增强士兵的荣誉感,破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张之洞力主仿效西洋各国,崇尚武功,使“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①。他拟定的湖北常备军制规定,入伍之兵三年期满退伍,届时考校其成绩,分头二三等,由督抚亲临该营,颁发奖励,“飨以羊酒,以花红鼓吹送出营门。返归故里,本乡绅董以鼓吹爆竹迎接”,“概免杂项差徭,非犯有实在案情,地方官不得无故差拘折辱,待以武生之礼”②。尽管这些规定未能全部落实,但其对于军队建设的积极意义,仍值得后人借鉴。
  张之洞“战人较战具为尤急”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近代战争规律的。他采取的种种提高官兵素质的措施,也都收到明显功效。无论从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方面衡量,湖北新军都堪称全国一流。湖北新军的这些优势不仅使他们在历次秋操会练中名列前茅,享誉全国,而且也令不少官兵具备接受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的知识基础,进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这一点,正是湖北新军大不同于“北洋六镇”的特异之处。
  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同为清季首先编练而成的近代精锐之师。但北洋军是清廷的中央军,主持者袁世凯又力图将其铸成封建色彩浓厚的私家武装,这便决定了它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成为镇压革命的凶恶鹰犬。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较为松弛,张之洞虽也注意防范革命势力在军队中蔓延,但为了避免朝廷指责、干预,他对于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一般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往往是除名了之,不予深究,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力量,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张之洞的的“身心性命之学”,归根结底是通过编练新军,“执干戈以卫社稷”,用近代军事力量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使之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不致急速崩塌。但是,如同张之洞兴实业、办教育等“洋务”事业的客观后果一样,湖北新军也最终走向了他主观愿望的反面,其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结束二千年专制帝制立下头功。而且,由湖北新军派赴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1873—1956)、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1881—1912)、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张之洞组训湖北新军,意在培植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的捍卫者,结果反倒成为清廷掘墓人,这恰如时人所论之”种豆得瓜”,而这正是历史辩证法所使然。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753页。
  ②《全集》,卷一百,公牍十五。
  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④《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③《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14页。
  ①《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②《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的奉折》。
  ③许编《年谱》卷七。
  ④《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