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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起自先秦,“伦理一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便有“学治一体”的传统,将治学与从政看做由内而外的统一体。清代康熙皇帝甚得此中奥妙,他一语破的,打通道统与治统:”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也。”①早于张之洞半个世纪的清儒龚自珍也有类似论述:“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②。道、学、治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贯通关系是一回事,而从政、治学、求道者自觉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并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是颇不容易的另一回事。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
  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之洞本人于学业又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①,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愤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抵,而且陶冶了他文儒旷雅的性情。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②但是,以出抚山西肇始,之洞却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颇悖于其书生意气。不过,终其一生,之洞于文章学术时时萦怀,未有一日懈怠。在晚清学术史上,张之洞以其宗旨宏达、思理淹通、学派性鲜明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①康熙:《四书讲义序》。
  ②《龚自珍全集·治学》。
  ①胡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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