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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洋务事业“小试其端”


  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启示,又因晋省百业凋敝,振刷维艰的刺激,已经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此后不久,他奉调离晋,所筹划的各种事业,未及付诸实施。到广东后,下船伊始,“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③待到战争结束,方才静下心来,着手治粤的各项举措。中法战争使张之洞直接接触到外部世界,战争的曲折艰难和令人愤懑的结局,更加速了他转向洋务派的进程。战争期间,之洞筹款购械,饱受捉襟见时、仰人鼻息之苦。他说: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两,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①查水陆各军,需用枪炮,概系购自外洋,不但耗蚀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处可运之虑。况所购之械,种式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卒尤易误事。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
  实践是修正认识的准绳。抚晋督粤的政务洗礼、兵燹磨难,逐渐褪去了之洞身上那清流党人动辄“援引经旨,侃侃谔谔”,放言高论,不免空疏的气味,而步曾、左、李之后尘,走上“求强”、“求富”的“洋务”之途。“天下事每惮于劳费而创始。故臣愿以粤省创之。”③张之洞决心在两广任上,一展宏图。对于之洞这一思想转变的枢纽,跟随之洞二十余年的幕僚辜鸿铭,揭示得明白:
  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保名教。张之洞在粤兴办洋务,要在以下数端:
  (一)建造军舰,筹治水师
  张之洞首先着手开办与国防、军事相关的事业。他认为:
  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详,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②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镇南关战役刚刚结束,之洞即令修复黄浦船坞,制造浅水兵轮。一年后竣工四艘,命名日广元、广亨、广利、广贞,分别为七十八马力,六十五马力。后又建造小型铁甲舰广已、广玉、广金,均为七百吨位,置炮八门。
  马尾、台湾战事,使之洞明瞭大治水师的重要意义。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十二日,之洞上《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提出建立北洋、南洋(浙江)、闽洋、粤洋四支舰队,以改变李鸿章办理海军多年,“仅就一隅创建,未合全局通筹”的状况。他意欲自掌粤洋水师,五年而大备,“自足以隐慑强敌,靖我环瀛”。这个宏大的计划终未实现,但到八十年代未,广东水师已拥有大小兵轮三十余艘,防卫内河的能力大为增强。
  (二)编练广胜军
  之洞在山西时,己萌生编练不同于绿营、勇营的新式武装力量之念,到广东后方见诸实行。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令记名总兵李先义募兵二千五百人,编成广胜军,摒弃旧式冷兵器,配置德制克虏伯行军炮及后膛快炮,采用新式训练方法,“一练卧枪,一练过山炮,一练掘造地营,一练安放火雷,一练修筑炮台,一练临敌散队,一练洋式火箭,一练安设行军电线,一练疾步逾壕越岭,一练夜战,一练坚守地营及浚濠筑墙一切工程”①。之洞十分重视这支武装,每月亲往校阅。他设想“总以近日实验为师,不以旧式之虚文为美,期于专备洋战,避短用长,务成劲旅,俟一军练有成效,再当推行诸营,以期次第改观。”①后来之洞在苏、鄂等地编练自强军和湖北新军,不少骨干,即来自广胜军。
  (三)创办军火工
  业光绪十二年(1887年),之洞于广州城北石井墟创设枪弹厂,厂区占地三十余亩,从上海泰来洋行购得机器,可造毛瑟、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等四种炮弹,日产八千粒。后来,品种发展到六种,日产也提高到两万粒。之洞对此并不满足,认为因”经费所限,故仅得小试其端。”②次年七月,之洞又筹建枪炮厂。他致电驻德公使洪钧,询问制造新式连珠炮及克虏伯炮的机器价格。洪钧建议,“沪厂即能造小炮,似不值再设厂。”之洞复电:“沪造小炮未精,仍拟粤自设厂。”③他选定广州西北四十里的石门地方作为厂址,建厂费用,则向官弁绅商募集捐款八十余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初六,之洞正式具奏,报告筹建枪炮厂情形。但是五天以后,清廷上谕,调之洞任湖广总督。向德订购的机器后移运至鄂,建成湖北枪炮厂。
  (四)开设水陆师学堂
  为培养不同于旧式将弁的新式军官和军工科技人才,之洞于光绪十三年于广州城南四十里长州地方,利用原“博学馆”舍址,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仿北洋水师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章程,聘请外国教习,传授各门课程。水师学堂聘英人任教,分管轮、驾驶两堂,前者学轮机制造运用,后者学舰船驾驶攻战。陆师学堂聘德人任教,分马步、枪炮、营造三堂。水陆师学堂学生均分内学生、外学生和营学生三类。内学生从原博学馆学生通晓外语、算术者中选拔;外学生招收年十六以上,三十以下的文理初通者;营学生则选拔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进修近代军事知识。学习三年为期,期满后,对毕业生择优选派出国留学。为便于学生营演操练,学堂设有操场、帅台、演武厅、机器厂、铸铁厂。又调广东水师广甲兵轮一艘,专作水师学堂学生训练实习之用。之洞要求各堂学生每日清晨诵读”四书五经”,“以端其本”,然后再习各门专业课程。强调“中学为本”,注重专业实践能力,是张之洞办学的两大特征,广东水陆师学堂即开其端。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又于水陆师学堂内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专科,每科招生三十名,延聘英人赫尔伯特等分任教习,培养洋务人才。
  (五)开办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两大目的。“求富”的主要措施便是开办民用企业,发展民族资本以“与洋货相颉颃”。广东是对外通商最早的地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远较其他地区为甚。八十年代以前,这里没有一台新式织机,洋纱洋布充斥市场,传统棉纺织业日形萎缩。张之洞目睹于此,决心发展民族机器纺织业,他指出:“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①他派员调查广东中场洋布销售行情,得知原色扣布等六种最为畅销,便将布样及国产棉花样本寄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他在英试织,并订购机器。
  前此,李鸿章于光绪八年(1882年)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①取得纺织专利权。为避免纠纷,之洞致电李鸿章,申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②李复电称:“光绪八年奏准在沪创织布局,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嗣因法事,郑观应经理不实,现甫从新整顿,集股无多,尚难大办。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③表示对广东纺织业的宽容。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所订英国织机运抵广东,此时之洞已移任湖广总督,经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约1888)商议,将织机转运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官局。
  钢铁工业是近代产业的基础。为解决军工和民用对钢铁的需求,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之洞奏请于广东建设炼铁厂。其奏折云:
  窃以为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两广地方产铁素多,而广东铁质尤良。前因洋铁充斥,有碍土铁。经臣迭次奏请,开除铁禁,暂免税厘,复奏免炉饷,请准任便煽铸,以轻成本而敌侵销。多方以图,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他致电驻英公使,请与英国谐塞德公司谈判订购高炉设备。英方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此时之洞虽有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的良好愿望,亦不乏“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②的坚定决心,但却不具备起码的专业知识,又不肯屈尊下问,竟然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作复。英方哭笑不得,便也不与之计较,“照英国所用酸法配成大炼钢炉(即贝色麻炉)两座,……另以碱法制小马丁炉媵之。”③这些设备后转运湖北汉阳铁厂,果然不甚合用,造成巨大浪费。
  清代货币,银、铜并行。因铸造技术的限制,铜钱制式粗陋,银两成色驳杂。对外通商以后,外洋银元(俗称“鹰洋”,因币面图案为墨西哥国徽鹰而得名)以其精美坚挺广泛流通于中国市场,并通过不断上涨的兑换比价,掠夺中国的巨额财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枚洋元兑换制钱1200—1300文,五年以后,最高可兑换1900文。对此,朝野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铸银元,以塞漏卮,卫利权。郑观应即建议“银由中国自铸……,与洋钱丝毫无异……方可通行抵制”①。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日.张之洞一日内连上《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和《试铸银元片》,称”惟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可得体。”他从英国购得铸机四部。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铸币厂于广州东门外黄华塘建成,四月二十六日开炉铸造。所铸银元以龙为图样,称“龙洋”,分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五种,“均与洋银一同行用”。此外,之洞还令该厂以机器铸造铜质制钱,每枚面值一文。张之洞建广州机器铸币厂,是近代货币史上的大事,如时人所记,“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公启之。”②①《全集》,卷二十六,奏议二十六,《拟设织布局折》。
  ①《李义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三十一,电牍十,致天津李中堂。
  ③《李文忠公全书》卷十。
  ①《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筹设炼铁厂折》。
  ②《张文襄公牍稿)。
  ③叶景葵:《汉治萍产生之历史》。
  ①《盛世危言》卷五,《铸钱篇》。
  ②《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事略)。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潘祖荫。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③《全集》,卷十九,奏议十九,《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故称”贾长沙”;董仲舒曾任江都令,故称”董江都”。
  ①《清史稿》卷一三九。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
  ②《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③《全集》,卷二百三十一,电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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