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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虔诚的基督徒


  宋美龄出生于上海既是传教士,又是牧师和实业家的家庭,同时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人们习惯称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的确如此,因为他的三个女婿孔祥熙、孙中山和蒋介石,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非同一般。
  1.家教渊源
  宋嘉树1861年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一个商人家庭。1875年,14岁的宋嘉树,随同哥哥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订立了3年契约。契约未满,1878年初,他就跟随堂舅横渡太平洋到了美国波士顿,在堂舅开设的绿茶商行当学徒。宋嘉树在波士顿生活了将近一年,美国人的进取精神和冒险性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他。他已经不能满足于帮帮堂舅经销绿茶的生活,在中国留美学生的影响下,3年学徒期未满的宋嘉树逃跑了。
  1880年11月,宋嘉树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以顿第5号南大街卫理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处接受了洗礼,信奉基督教。在接受洗礼的仪式上,里考德牧师给宋嘉树改名为查理·琼斯·宋。
  为此,11月7日的威尔以顿星期日《明星报》刊登了第5街卫理公会教堂的这样一则通知:"今天上午的洗礼仪式将在本教堂举行。一位皈依者将是享受这项庄严权利的人之一,也许是迄今为止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
  年轻的中国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选择皈依基督教,确实引起了威尔以顿人的不小震撼。然而,这一选择对宋嘉树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深远。无论是宋嘉树,还是他的几个儿女,因为基督教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美国,在中国的地位非常人可比。
  在中国近代史上,宋嘉树是传教士,商人,也是革命分子。他一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鼎力囊助。他的牧师传教活动时间较短,因此所成事业难以与他的经商事业相比。
  在家庭中,宋嘉树对儿女关怀备至,不仅给她们提供一个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尽情发挥孩子们的天赋,并且有意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理想和锻炼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在具有中国传统的"家"中接受教育,培养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但宋嘉树毕竟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他深感美式教育的优点,及时把子女-一送到美国读书。
  由于宋嘉树的远见卓识及基督教精神的激励,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灌输给子女,在他的影响下,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各自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著名人物,久为世人瞩目。宋嘉树也因此被外国人誉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最优秀的家长。"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余姚县人,1869年出生于上海,1931年病逝。据宋家子女后来为倪桂珍所著的传记中所记,她是中国最早接触基督教的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在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上海教会开办的培文女校教过书,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1887年夏天,倪桂珍经人介绍与宋嘉树结婚。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她的丈夫未嘉树则家道衰落,生活贫困。然而贫困的生活并不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她与丈夫在信仰、性格和志趣上情投意合,家庭生活美满、欢乐。
  倪桂珍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性,她在家庭中操持着所有的日常事务。她不仅照顾、孝敬老人,教育子女,还要精打细算,操持家务。由于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和家庭的培养,她在管理大家庭、处理复杂事务方面表现了超人的能力,同时,她又是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虔诚基督教徒,做事严谨,富于创新。她极有同情心,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对贫苦的百姓乐善好施。
  倪桂珍格守宗教教规,并有刚强的意志,对家庭、事业、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极严格的要求。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视酗酒、赌博、跳舞为罪恶,不允许孩子们在自己家中做这些事情。她把这些视为违背神的意志,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老老实实按照神的意志做事。
  2.按神的旨意行事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就父母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作了一些叙述。她动情地写到:
  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宋美龄幼小的心灵中,父母就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宋美龄长大后对此深表感激,足以证明她本人笃信不疑的态度。
  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单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层次的。倪桂珍对宋美龄的影响,在宗教观上根深蒂固。宗教,毫无疑问地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日后宋美龄的谈话可以看出,她很喜欢引用《圣经》的话语作为观点,并时刻以此为训。
  就拿宋美龄的婚姻来说,宗教在这种婚姻成败上所表现出的力量的昭然若著。
  据载,蒋介石是在1922年参加一次宋子文的家庭晚会时,认识宋美龄的。5年后,天津《益世报》刊登上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情书",蒋在这封"情书"中说:
  金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个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金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育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求婚是同意的,但宋氏家族中唯有大姐宋蔼龄赞成小妹与蒋介石成婚。看问题很有长远眼光的宋蔼龄深信这桩婚事对宋家有利。在她看来,蒋介石不仅能官复原职,前途无量,而且与蒋介石联姻可以为宋家攫取更多的财富。
  可是,宋家除了宋蔼龄赞成这门亲事外,宋庆龄、宋子文都反对这门亲事。尤其是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女婿,她有三条理由:一,蒋介石是个军人,而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在有教养的中国人眼里是极为低下的,倪老太太瞧不起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二,蒋介石有婚史,虽然这门婚事是在他15岁时由母亲包办的,实已离异,但社会上仍盛传着他同姚恰诚、陈浩如的排闻,倪老太太对此很不高兴。三,倪老太太坚决反对这门婚姻最重要的理由,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
  虽然宋美龄同意蒋介石结婚,但得不到母亲——倪老太太的同意并不能成婚。为了避免同蒋介石接触,倪老太太到日本度假,到长崎拜访朋友。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扶桑,并终于几经辗转在镰仓找到了宋母。
  对于满怀渴求的蒋介石拜见倪老太太的场面,当时的上海《晨报》是这样报道的:
  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大夫人的允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大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办妥,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描述说:
  蒋介石提出他和太太离婚的证明,不过,仍然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宋太大问他是否愿意改信基督,很幸运的是,他的回答很令她高兴。他说,他愿意尝试;他愿意研究《圣经》和尽他最大的能力,不过,他不能答应什么时候会接受基督教。宋老大太的偏见开始动摇了,不久之后就宣布了婚约。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谈婚论嫁时,曾提出,蒋介石必须信奉基督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蒋介石对此欣然应允。蒋介石日后果然兑现了诺言。1930年在宋美龄的挽扶下,他走进了教堂,接受了人教礼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宋美龄到西安营救,当蒋介石看到宋美龄走进住处时,大声嚷叫道:"我知道你会来,今晨我念《旧约》,书上说,耶和华要做件祈事,他要打发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男人。"似乎他的信仰达到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界。
  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起着一定的作用。
  对张学良的优待,某种角度说是宋美龄基督教的精神的一个体现,宋美龄身边的人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恐怕早就没命了。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为讨蒋介石欢心,要杀掉张学良为蒋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
  是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坚持,才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这很难考证。但是到台湾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虽然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大半辈子,可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个人表示抱怨和非议,一则是不敢,二则可能对宋美龄不是那么敌视。张学良到台湾曾信奉耶稣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这一历史事件,在外界看来,宋美龄在张学良身上还是赋予了宽恕态度,这也许是引发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3.把基督政治化
  宋美龄是一位基督徒,由于从小就接触基督教的缘故,她把《圣经》奉为圭桌,甚至对教义的理解已经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对《圣经》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话下。她的许多演讲里面都大量引用《圣经》的原话,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她常常以上帝的忠诚信徒自居,宣传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1953年8月,宋美龄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饭店出席宴会,发表题为"中国将重获自由"的演说词,她大谈蒋介石的"抗俄反共"历史,大谈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的庇护地",结束时,最后一句话是:"上帝的方法是不可测的。也许我们需要张大眼睛看看反基督的野蛮行为,我们的力量,对抗邪恶的意志,才可以重新获得。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会失败,中国将重获自由,世界也将如是。"
  这样的论调虽然已近乎苍白,但在宋美龄的心中,上帝依然神圣,尽管有些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但终有一天上帝的眷顾会重来,那就是"反攻大陆",重新获得政权。
  1955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到台北,宋美龄在26日接见了她。宋美龄在与这位记者谈话时,仍念念不忘《圣经》,她对这位记者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她把美国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又承认新中国一事,比作《圣经》上所提及一面信奉上帝一面信奉玛拿的警告。
  由此可见,《圣经》教义贯穿了宋美龄的政治信条和人生信条,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4.体会与实践
  关于对宗教的情感,宋美龄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与宋家及蒋家政治、经济发展生死攸关。为此,宋美龄曾经这样解释:
  第一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状况,使我失望悲现,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的,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因为家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龄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信义,并在婚后影响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支持他的精神的还有王阳明学说。他把基督教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基督教仅仅是他政治精神层面的一面挡箭牌。
  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遗像,足以看出,基督教与他的政治信仰、家族观念杂合在一处,并没有特殊的地位。
  信仰宗教的人,特别是基督教对做礼仪、礼拜极其重视。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例外,表现得很虔诚,但蒋介石只是注重了形式。
  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夫妇俩礼拜天做礼拜方便,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凯歌堂",及至台湾,在士林宫邸旁,建了一处私人礼拜堂——"凯歌堂"。后来,凡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足迹所到之处,哪怕是偏僻无人的郊野也要兴建私人教堂。台湾各地,有不少蒋家私人礼拜堂,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楼,其后侧就盖了一栋教堂,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专用。所有各处的教堂都是用公款修成,这也是"第一家庭"享有的宗教特权。
  宋美龄对宗教活动的热衷尤其表现在参加做礼拜这一活动上。为了保证"第一家庭"礼拜活动的安全,官邸警卫组每一次都要布置严密的警卫系统,严加护卫。当时做礼拜以宋美龄为主角,她还邀请了党政军高层人员和夫人们一起参加,这些人有的是基督教徒,有的则是投其所好,装模作样。为了控制进出人员,官邸警卫组还设计了特殊通行证,分发给被邀请人士。凡被邀请的人士都把这看成极为荣耀的事情,同"第一家庭"一起做礼拜,难道不令人兴奋吗?许多想在仕途上进步的人,更是巴望着这样一个与领袖和夫人接触的机会。在台湾政界,信仰基督教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其中与权力有极深的联系。
  为了讨好宋美龄,一些官太太们紧随其后,对到"凯歌堂"做礼拜乐此不倦。但这些人中很有些是言不由衷的,并不像宋美龄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时间长了,难免就要叫苦不迭。
  宋美龄虽然是个夜猫子,迟睡晚起。但是,每到星期日,必定起得很早,雷打不动。礼拜天上午10点钟左右,蒋介石、宋美龄夫妻连袂出现在"凯歌堂"后,仪式才正式开始。
  宋美龄本人除了参加士林"凯歌堂"的活动外,还例行"妇联会"每周一次的小型祈祷会。在"妇联会"活动频繁的时期,宋美龄每个礼拜必亲临现场,一些巴结宋美龄的妇联会夫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参加。随着政局的发展变化,到了60年代初期,"反攻大陆"的口号很少被提及后,"妇联会"的活动也开始清淡,加之宋美龄身体状况不佳,这类小型的祈祷会,也形同虚设了。
  60年代末期,宋美龄遭受阳明山车祸,身体严重受伤,住在官邸休养,这一段时间来美龄较少参加礼拜,甚至连"凯歌堂"这样的地方也很少涉足了。有时,到了礼拜的日子,她会对属下说:"请告诉先生,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去礼拜了。"
  虽然礼拜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基督教的地位在宋美龄的心中永远还是至高无上的,从未动摇。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宋美龄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生病,仍坚持不懈。她的书桌上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一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成了宋美龄反躬自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的必修课目,几十年来始终如一,从未中辍,可见其毅力之坚强,对待基督教之虔诚、忠信。
  跟随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宋美龄的宗教精神始终如一,从无改悔。初到台湾岛的一年,她的随从有急事向蒋介石报告,一大早就赶往士林宫邸。蒋介石一般四五点左右就起床,这名随从4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得到允许晋见蒋介石,当他走进蒋介石的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作"晨课"。随从们通常只知道,宋美龄是个夜猫子,过惯了夜生活,很晚才睡,然而并不知道她竟然能早起同蒋介石一起作"晨课"。这一场面让随从颇生感慨。许多人对宋美龄的宗教态度十分敬佩,并相信她由于信仰宗教的原因,才没有参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纠纷,退居圈外,过着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在台湾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返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RT》(我们相信上帝)一书,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虽然岛内兴起了拥立宋美龄的风声,但宋美龄这一举动,无疑给世人一个明证,无论以前怎样,晚年的宋美龄全心向教,无意于政治,准备把余生都奉献给上帝。这符合宋美龄的几十年宗教心态,也许,只有宗教才是她最值得信赖的,正如她从前所说:"我想上帝是很善良的,不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前景如何,我们就没有什么勇气通过最初的阶段了。"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任凭政治风吹雨打,基督给宋美龄的人生带来了光明和心灵的寄托。
□ 作者: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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