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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大难临头


  对于那些手里有余钱的人来说,1825年是激动人心的一年。这是交易所投机生意兴隆和充满乐观希望的时期。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爆发起义来反对宗主国,而英国人就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快乐的海盗日子里一样,老远就闻到了黄金的气味。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以前在公海上干的勾当,现在是在交易所里干了。为了开发拉丁美洲那些年轻的共和国里仍处于处女状态的自然资源,许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成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快就要得到正式承认。被称为假繁荣的传染病也侵入了英国企业家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煤气工业、铁路和酿酒业。到处都在狂热地买,疯狂地卖。股票行情像烟火一样上升,又像烟火一样跌落。到年底,发生了交易所的恐慌;银行冻结了款项,许多公司纷纷倒闭,许多人遭到破产。正如司各特在《罗伯·罗依》中所写,“早晨的寒气使人清醒过来”。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一切蠢事会连累到他自己;因此当他得知冒险投机生意坏了康斯特布尔的伦敦代理人、“赫斯特·罗宾逊公司”的大事时,感到十分震惊。
  这时司各特正忙于拿破仑传的写作。他身边摆满了书籍、报纸、手稿和其他材料,常常一连几小时伏在写字台上,聚精会神地企图透过眼镜片看清密密麻麻的外文铅字和字母。与他同时代的报纸和杂志他一般是不看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少阅读当时的报刊。
  而现在他不得不研读过期的《箴言》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报刊。这种不习惯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倦,于是他又开始写作新的小说——《伍德斯托克》。他仍然抱有幻想,打算再买一大块地皮:凯德尔刚刚向他提出建议,假如需要的话,“拿现钱出来”,正因为如此,从伦敦传来的关于那边的事情不妙的消息使他大为吃惊,简直不愿意相信。无论“赫斯特和罗宾逊”遭到什么样的不幸,都会给康斯特布尔和巴兰坦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三家公司在出版和销售“《威弗利》作者”的小说方面是密切合作的。他寻思道:“1814年我就有过教训,我本应从中得出结论,但成功和富足使我把它忘了。”不幸正是在这里。他对事务的忽视是由于一种简单的原因:他讨厌一切赚钱手段,当然除了使他感到快乐的写作以外;由于他生来习惯于驱散关于他觉得可鄙的事物的念头,因而对于自己的财政状态,他没有一点点概念。“多操心多烦恼”这一格言对他来说就是法律,正如对一切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的人一样。康斯特布尔证明,在他的公司和作者的一切业务往来中,“司各特总是表现得极为好说话,极为宽宏大量,和他打交道时不需要提出任何条件和前提。而这在别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有时候他从幻想中惊醒——他幻想要把阿博茨福德扩大多少英亩,幻想写新的小说,这时他便发挥出一个远离事务的人被实际事务吸引而着手干起来时那种狂热的积极性。这时他总要嘱咐詹姆斯·巴兰坦要经常地去自己的印刷所看看,因为重要事情是不能转托下属和小人物的;并劝导他说,像他这样才干出众,诚实正直,理智健全的人是没有权利让懒惰和把一切束之高阁的习惯损害他的品质的。有时司各特要求每星期向他提供关于公司及其财产状况的详细报告——“以便使我不必什么都亲自想到。”也有时候,司各特为某一笔生意规定自己的条件,而且毫不含糊地让人懂得,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当他得知康斯特布尔雇了另一个印刷商来印刷“《威弗利》作者”小说的彩色版时(这发生在康斯特布尔已为取得小说出版权付出大笔款额以后),司各特坚持要像遵守誓言一样不折不扣地承担责任,“我按合同答应写的书应按规定在圣约翰街(即在巴兰坦那里。——本书作者注)印刷。否则我就要用自己的刀来割断喉管”。但对斤斤计较的事情的这种兴趣的突发,正好证明了司各特不喜欢干这样的事,想要更快地摆脱它们;但他终究未能使自己深入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司各特的性格中,慷慨、轻信、不谙实事和目光短浅等各种特点占有相等的位置;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便给他带来了灾难。他对巴兰坦和康斯特布尔过于慷慨,过分信赖后者,对印刷所的事务畏缩、忽视,幼稚荒唐地挥霍金钱去购买阿博茨福德的土地并在那里大兴土木。
  但最主要的是,司各特的破产,错在他对建筑房屋及购买土地的酷爱——这是他浪漫主义本性的反面。一切从保证孩子们生活舒适的愿望开始,以确保自己的家族长盛不衰的理想结束。他不是把销售小说所获利润的主要部分投入印刷所,以保障印刷所的前途,却几乎把这些钱完全用于扩大自己的地产、别墅和殷勤待客,拨给印刷所的钱则只够维持日常需要。
  他已经与期票和利息打了好几年交道。从1816年到1821年,他凭应由“康斯特布尔公司”支付的“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期票借钱。
  银行对这些期票办理贴现。同时康斯特布尔的公司得到可靠保证:司各特的公司支付给它同样数目的相向票据。康斯特布尔把这些票据保存起来作为抵押。但是最初的一批期票(共27000英镑)始终没有清偿;银行一再被请求延长期票有效期,每次延期都增加了未偿还的债务。当康斯特布尔面临破产危险时,他慌忙把相向票据卖了出去,虽然这种票据仅仅是一种保证,不是用来流通的。结果司各特不仅被康斯特布尔拒绝支付的与最初的期票有关的债务缠身,而且由于巴兰坦拒绝支付相向票据的款项而受到两面夹攻;这样一来,司各特不得不为同一笔债务偿还两次。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他对商业事务细节的漫不经心了,由此也说明他对这类事务缺乏兴趣,他在给儿子瓦尔特的信里承认:“我把债务交给他们来处理了,这些债务他们早就应该偿清,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只是定期支付利息,这从他们方面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称为忠诚老实的行为,但我并不知道,这些债务仍然存在。”
  危机发生的初期,凯德尔和康斯特布尔还千方百计地安慰他,他还以为后者和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接着从凯德尔那里开始传来紧急信号,康斯特布尔更频繁地到伦敦去,1825年12月8日,司各特从巴兰坦那里得知,“赫斯特·罗宾逊公司”的破产实际上已不可避免。这意味着“康斯特布尔公司”也将遭到灾难,因为它和它的伦敦代理人之间也像它和巴兰坦之间一样,存在着原始期票和相向票据的混乱。可怕的消息迫使瓦尔特爵士痛苦地思索:
  “人们会说,这个骄傲的家伙终于垮台了。让他们去满足自己的骄傲心理吧,让他们断定,我的垮台会抬高他们的地位,或者装出的确如此的样子吧。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我的顺利曾给许多人带来好处,一些人出于对我的高尚意图和始终不渝的为穷人做好事的愿望的宽容,至少会原谅我转瞬即逝的富裕。这个消息会给达尼克和阿博茨福德的房舍带来沮丧,我已没有一点希望来保留阿博茨福德。它成了我的达利拉,我常常叫它这个名字……再过些日子,我要下决心永远不再到那里去。当我的头盔上几乎没有留下帽缨时,我怎么还敢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呢?在我曾经富有和备受尊敬的地方凄凉地作为一个不幸的负债累累的人了此残生吗?上帝保佑,只要我的孩子们生活有保障!我打算星期六到那里去,高高兴兴地、得意洋洋地到那里去接待朋友,——我的狗要白等我了——这当然是蠢话,但想到将不得不和这些不会说话的畜牲分手,我还是感到十分悲伤,甚至比我和纸张分享的一切令人难过的思想更令人难过——可怜的东西,不得不给它们另寻好主人啰。世界上毕竟有一些人会出于对我的友爱而喜欢我的狗的——因为它们曾经是我的狗。算了,不说这些了,否则就会彻底在精神上垮掉,丧失男子汉和不幸作斗争的应有勇气。”
  夏洛特的性格脆弱,身体又不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他看上去外表平静,这可能只会使她更加生气,不管怎样,她责备他不谨慎,过于自信——责怪是公正的,但这并不使人好受些。但是,他想起了她的“高贵和善良的心”,因而原谅了她意志的消沉。他懂得,从现在开始,他不得不以非凡的献身精神来工作,虽然“幻想的盛筵和仇恨的感觉一起结束了。我已经不能够允许自己享受到这样的快乐:每天早晨带着光辉的思想醒来,赶紧把它们写到纸上;每个月小结一下:所写的东西能使我种下多少新的树苗,买多少英亩荒地……但保护阿博茨福德——为此我要尽一切可能。我的心寄托在我亲手创建的庄园。”
  1826年对司各特来说不是好兆头:他用阿博茨福德做抵押借了10000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来帮助遭到不幸的公司,最终只是增加了他的债务。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是,不得不如此无意义地抵押他的不动产,而这笔不动产他是指望不负债地传给儿子的。他不能原谅康斯特布尔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老滑头”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康斯特布尔的无限信任更加伤害了司各特的自尊心。但是司各特对首先应该问罪的凯德尔的态度依然如故,这也许是因为这个没有感情的数字脑瓜对他表现出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同情心。
  1月16日,司各特来到爱丁堡,他得知的第一件事是:“赫斯特·罗宾逊公司”拒绝按“康斯特布尔公司”的期票付款;这意味着两家公司都破产了,“詹姆斯·巴兰坦公司”也面临破产。但是他当天晚上在他的老朋友詹姆斯·斯金家吃饭,看上去仍像往常一样乐观愉快,以他固有的从容态度和快乐心情参加餐桌上的谈话,并请主人第二天早上到他那里去一下。17日斯金走进他的书房时,司各特已经从巴兰坦那里得悉发生了最坏的事。他从桌旁站起身来,向客人伸出手去,一边说:“斯金,这是一个穷光蛋的手。康斯特布尔破产了,我也dufondaucomble破产了。真是可怕的打击,但我必须挺住。惟一使我苦恼的是,我惦念可怜的夏洛特和孩子们。”可想而知,当他试图让夏洛特和安娜明白,破产是不可避免时,城堡街上发生的场面是令人难受的;管家证明,这一天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茶点和晚饭,第二天早饭也没有吃。司各特的朋友们赶紧来搭救他,表示愿意借给他钱,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崇拜者想借给他30000英镑。儿子瓦尔特写信来说,父亲可以支配珍妮的全部财产(约14000英镑),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卖掉她在洛霍尔的土地。“天哪,千万别这样!”司各特对此这样说。
  保罗请求他接受自己的全部积蓄,“因为全亏了您的慷慨支持……我才能攒起几百英镑,我请求您把它们看作全是您的。”但司各特拒绝了所有向他提供帮助的建议。“我的右手会帮助我”,他声明说。所有这些充满不安和倒霉事的日子里,他的右手不停地在写《伍德斯托克》;第一卷他在15天内写了出来,其中10天他还得参加高等法院的开庭。
  由于他的公司破产的结果,这样一个事实终于大白于天下,那就是:
  公司是属于他的。这件事他一直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严守秘密,它的公开加上妻子儿女的忧伤,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司各特难受。印刷业老板的隐姓埋名即使不是直接的欺诈行为,至少也是隐瞒事实。司各特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会认为他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真相大白以后他第一次在高等法院出现时,一位旁观者指出,他的样子没有任何假装若无其事或者示威性的挑战神态,他表现出一位名誉无可指责的绅士所具有的勇气和谦逊,尽管他知道,自己在某一点上是有过错的。他自己沉了底,但以此使债主们浮出水面免遭灭顶之灾。“赫斯特和罗宾逊”和康斯特布尔及凯德尔宣布破产;巴兰坦也可能步他们的后尘,但司各特对这样轻松地摆脱债务的办法连听都不愿听,他下定决心要偿还全部债务,一个便士也不少。征得债权人同意设立了监护委员会。“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两个合伙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转交给它,以便使债权人满意。而司各特则必须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和才能来创作新的文学作品,以便用销售这些作品所得的利润来偿清债务。扣除抵押阿博茨福德所得的10000英镑,债款总数仍达116838英镑。这笔数目中,大约40000英镑实际上是“康斯特布尔公司”的债务,但由于期票的加倍或加二倍计算,——即便经济学家也算不清这笔糊涂账,因为正常的健全理智在这里无济于事——这些债务也落到了司各特的头上。尽管如此,他自己的花费数额也是极大的。比如,他自己的债务,包括他的公司的空头票据、由银行贴现的个人负债收据和期票等,总数在70000英镑至80000英镑之间。
  起初和他的主要债权人之一——苏格兰银行发生了一点小麻烦。银行不仅起诉控告他把两部新作转为康斯特布尔的财产,司各特为此取得了预支款,而且要求监护人提起诉讼,重新审议瓦尔特和珍妮的婚约条件(根据这一婚约阿博茨福德及其内部所有财产由司各特的长子继承):
  提出要卖掉别墅内的全部动产,包括珍贵的藏书。司各特立刻产生了战斗精神,他采用了恫吓的办法,更确切些说是正当防卫,使银行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司各特表示,假如银行坚持自己的要求,他将宣布自己破产;结果他们将只能从每个英镑得到几个先令,而他以后将只为自己工作了。考虑到将来的一个英镑毕竟比眼前的两个先令好,银行让步了,全体债权人会议决定保留司各特处理自己的郡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秘书薪俸——每年1600英镑,并保留阿博茨福德的权利。后来,为了感谢他为债权人利益做出的努力,债权人们向司各特赠送了礼物——阿博茨福德的藏书、陈设和收集的稀世奇珍。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确定为12000英镑,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些财产没收,债权人从这里可以每英镑得到二先令。
  后来,司各特去世时留下22000英镑的未清偿债务,外加利息。那时他的著作的出版人是凯德尔。到1836年为止,凯德尔用他的著作为自己净赚利润达60000英镑。和康斯特布尔一样,凯德尔对他们公司那40000英镑债务负有一半道义责任,而这些债务都算到了司各特头上。当“康斯特布尔公司”破产时,凯德尔宣布自己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欠债人,从而避免了按期票付款的义务。司各特逝世以后,他不去感谢司各特的遗嘱执行人清偿了他凯德尔的债务,反而在作家的家属无偿地把司各特著作版权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转让给他的条件下,才同意承担应付给债权人的款项的余数。他的建议被接受了,1847年,司各特的遗产解除了一切债务的约束。洛克哈特按照与凯德尔的协议不得不把自己的《司各特传》的版权也让给他,还感谢出版商的无私帮助。因此,想到这位无私的男子死时是大量地产和10000英镑净资产的主人,应该使我们感到安慰。
  断定康斯特布尔精神不完全正常以后,司各特决定由凯德尔担任他的著作经销人和文学问题顾问。凯德尔还没有来得及被宣布为破产者,并免除债务清偿责任,就创立了自己的出版事业。监护委员会仍让詹姆斯·巴兰坦留在印刷所内任经理;后来他成了它的业主。像往常一样,巴兰坦负责司各特的书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事务。
  在最后的岁月里,生活对瓦尔特爵士来说是甜蜜的梦;突然它变成了一场噩梦。但司各特天生的乐观精神快得惊人地重新占了上风,他完全有权对莱德洛声明,他能够把自己和埃尔登丘陵相比:“我和它一样坚定地站立着,虽然前额也稍许有些发昏。新的道路展现在我面前,我不会不友好地看待它。上流社会能够显示出的一切,我都已经看到了,我也享受到了财富可能给人带来的快乐。我深信,日光之下的许多事情,即使不是捕风,也只是一场虚空。”1月底,他给洛克哈特写信说:“奇怪,我这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倒霉境况。天哪,我甚至喜欢这种境况了。什么时候我的女士们学会更好地忍受这种境况就好了。但我自己觉得完全无所谓的那些东西使她们感到难过——出门旅行、家庭开支等等要厉行节约了,我担心她们宁可过得穷困但看起来显得阔绰,而不是相反。”他经常重复尼姆军士的格言,来安慰自己:“一切听其自然。”在《日记》中他这样考虑问题:“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从肩上卸下了豪华的、但却非常沉重的服装。这些服装与其说为我御寒,不如说给我增加了负担……我按照老习惯睡觉、吃饭和工作,假如家里人也像我一样对失去上等地位不在乎,我就是完全幸福的了。”司各特是个天生的斗士。有一次,他和詹姆斯·斯金一起在一个公园里散步,这公园是不久前在爱丁堡城堡和国王大街之间开辟的。司各特说:“您知道吗,我感到一定的满足,能面对面地去迎接命运的逆转给我带来的最可怕的东西。对于打破了我的安宁的那种打击的全部力量,我是以这样的话来承受的:‘哪怕为了挽回名誉,我也要挺住’。老天作证,如果说我有敌人的话,有一点我可以把手按在心口承认:我有生以来从未有一次故意让人家认为我是敌人,因为我觉得即使政治热情之火也不曾在我心中找到过有用的养料。我想不起来曾经对什么人怀有恶意,在我蒙受屈辱的这个时候,上帝保佑我,我仍希望给任何人做任何好事。如果我认为我的哪部作品里有伤害谁的尊严的句子,我就会把这本书付之一炬。”散步后回到家里,他走进书房记下这样一段话:“妻子和女儿正在客厅里热烈地聊天。我听到她们这样,心里松快些了。”2月5日,他记道:“自从我的社会地位发生剧变以来,才过了不到三个星期,但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无所谓了。”一个月以后他断定,没有那些财产,他的日子过得比有财产时更快活。
  名望和金钱对司各特来说不像对大多数人那样重要。司各特对洛克哈特说过,“我从未有过同意放弃文学的时候,哪怕出给我十倍于我从这些书所得的钱,我也不干。”可惜他的妻子和女儿十分珍视奢华的生活和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她们没有马上认识到,两者都已一去不复返。
  现在司各特不得不厉行节约,安娜写信给弟弟查尔斯说,家里的一切谈话都是一个话题:钱,钱。“不论你怎么提到钱,钱是回不来了,爸爸最好还是别提那些英镑、便士和先令……”但安娜总的来说相当快就摆脱了痛苦的失望,这种失望是被未来暗淡的前景引起的——没有舞会,没有接待客人的机会,也不去看戏和穿新衣服。
  他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得节约。爱丁堡的仆人们被告知,将要和他们结账,因为以后没有钱能付给他们了。他们不肯离开主人,直到城堡街房子里的家具被搬走,他们才离开。阿博茨福德要保留一个总管也没有钱了,威廉·莱德洛离开了凯赛德,但瓦尔特爵士把他安插到哈登的司各特那里,去为庞大的哈登藏书室登记造册。至于汤姆·帕迪,正如他的主人所说,“我至死也不和他分手。”阿博茨福德的几个仆人也和家眷一起留下,虽然其他人家愿意给他们更高的报酬。管家达格里什得知他将不得不另谋高就,哭了起来。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几乎跪下哀求,说只要允许他留下,给他最低薪金也行。司各特把他留下了。不幸对司各特来说变成了两大好处。他的新地位不允许他花费时间来接待众多客人并使他们快乐,他被迫放弃他早就感到厌倦的农场事务。
  破产的不止是一个司各特,其他许多人也落到了同样不令人羡慕的光景。国家遭到金融危机,大不列颠政府决定禁止一切私营银行发行纸币,并禁止英格兰银行将票面价值小于五英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在苏格兰金属货币不足,一英镑的纸币广泛通用,因此苏格兰银行将这一决定评价为对其经济自由的侵犯。为民族独立精神所鼓舞,司各特写了三封《马拉蒂·马勒格罗特的信》,起初发表在巴兰坦的《爱丁堡周刊》上,后来又由布莱克伍德出了单行本。“这样,我成了爱国者,开始从事国务活动,这正发生在我登记为无力经营自己的事务的那一天,”他在签署关于把自己财产的控制权移交给监护委员会的契约以后,淡然说道。
  司各特认为,设立政府的惟一目的是,捍卫个人的公民权利,而当时的政府却倾向于无视这些权利。政治闹剧未能使他激动也不可能使他激动,在这种闹剧里,扮演主角的是“拼命向上爬的傻瓜”。他既鄙视辉格党又鄙视托利党,因为两党“还没有出世,就已把最美好的感情一扫而光。”他既不尊重苏格兰政治家,也不尊重他们的英格兰同行。他警告国会里的托利党人,如果忽视苏格兰人的愿望,他们将培养出一批暴动分子。据司各特的看法,应该扩大苏格兰地方政权机构的权力。“试试看对我们实行非苏格兰化吧,你们会得到这样的英国人,他们会给你们带来数不清的麻烦,”他对海军大臣克罗克说。当关于改革国会的法律草案先是产生了辉格党的苏格兰,后来又产生了激进党的苏格兰时,他不幸而言中了。
  只有一件事能促使司各特公开发表言论,那就是他的祖国的自由遭到侵犯;他发表关于货币改革的信也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这些信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保护自己,几名大臣在国会对司各特发起攻击。苏格兰事务大臣梅尔维尔勋爵暴跳如雷,坎宁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但《马拉蒂·马勒格罗特的信》达到了目的。政府放弃了禁止发行苏格兰纸币的打算,而使司各特感到自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以后“谁也不敢再说我是值得可怜的人物了,所有这些‘可怜人’的说法都完了!”他是一个高傲的人,不喜欢乞求或者接受恩赐。他可以借280英镑给侄儿准备去印度的行装,并为他支付到孟买的船票钱(“我不能让一个孤儿而且是这么聪明的小伙子由于我的慢性子而受到挫折”),但却不许朋友们为他请求得到高等法院法官的职位,虽然这可以使他摆脱秘书和郡首席法官的职务。
  在城堡街的最后日子里,他显得心情沉重,苦恼地感到“甚至对无感觉的物件也莫名其妙地恋恋不舍,它们多年来一直忠诚地为我们服务”。堆成一堆的家具、绘画、用具等等都使人勾起不愉快的想法:“离开这个我们很久以来一直称为自己的家的房子,总是相当忧郁的……我着手收拾纸张,把它们捆起来准备运走。这件事产生了多么奇怪的混乱想法!这就是那些信件,当初我收到它们时,顿感心情激动不已。现在它们却发出寂寞和腐朽的气息。这是关于朋友和敌人的纪念物——两者都已被遗忘。”
  1826年3月15日,司各特最后一次关上他在爱丁堡的住宅的大门,从此以后直到去世,只要能够绕着走,他就再也不在城堡街上出现。在阿博茨福德,仆人和狗大喧大哗地迎接他——大家都对主人的归来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