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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留学柏林


  尽管心有凌云之志,萨特并不完全讨厌教书。许多学生在回想起天真的求学时代的同时,会记起他们的哲学老师:
  “萨特第一次进教室时,身穿运动服和黑衬衣,不戴领带,我们立即意识到:他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学校总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皱起双眉。萨特即刻以他的热忱的威望和他的不顾潮流的性格征服了我们。实际上,他并不教我们什么,他同我们所讲的,都是如此明显和如此肯定的事情,以致我们觉得我们过去就已经发现了那些真理。”
  “他和蔼朴实,惊人地爱开玩笑。我们和他有与别的成年人从未有过的一种关系,一种与家庭或权威无关的关系,然而,这是排除了通常障碍的关系。”
  “有几天,情况不妙。老师不动声色,在教室外面看着,说:‘所有这些脸孔,没有一个显露出智慧之光。’教室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闷,不过持续的时间不长……”
  不过,教师这个职业毕竟有让萨特不满的地方:强制性的纪律、等级森严的制度、清规戒律以及毫无创造性。另外,生平第一次,他体会到了贫困——他必须完全靠教书那点微薄的薪水度日。勒阿弗尔灰暗、多雨,西蒙娜远在千里之外,大学的同学、朋友都在巴黎,一种难言的落寞、孤独感涌上了萨特心头。
  环境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逆境可以使人消沉下去,也可以激人奋发向上。萨特无疑属于后一种情况。差不多是在深深的失落中,萨特把自己投入了写作和如饥似渴的阅读之中。“正是在我随身带着手稿到勒阿弗尔时,我寻思:‘我开始真正的写作的时候到了。’”在这里,萨特开始认真思索关于“偶然性”的问题。还在幼年时,萨特就对这个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呆呆地这样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已知的原因,也根本无法预见,因此自己的一生在一定限度内是偶然的。而据他推测,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偶然的。在勒阿弗尔,萨特对“偶然性”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感悟这一肤浅的层面,而是将其放入到他已形成的哲学体系中。
  萨特与波伏娃仍然是鱼雁往来频繁,除了谈对彼此的感情,信的内容中更多的是交换双方现阶段的思考结果、所遇到的疑难以及未来的写作规划。在写给波伏娃的一封长信中,萨特把自己对于“偶然性”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还说要以一个名叫安托万·罗康坦的外省学者的深思为载体,写一篇“论偶然性”的长篇论文。很快回信来了,波伏娃对他的打算完全赞同,并建议干脆写成一个关于这个外省青年的故事,并注意多设置一些悬念,正如他们俩都喜欢读的侦探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样。接受了波伏娃的提议,萨特立即着手写这部小说。小说采取怎样的形式呢?他决定全部用安托万的日记组成这部小说。从此,萨特开始每天记日记。“我就是罗康坦,我毫不自满地用他来表明我的生活的本质。”萨特正是通过刻画罗康坦,来对自己作一个客观而深入的观察、认识。他后来曾说,写作《恶心》(即这部以安托万·罗康坦为主角的小说)对他而言是个驱魔祛邪的行动。写作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使萨特获得了新生。
  和学生们一样,萨特同样盼望着假期的到来。学校一放假,他就跳上回巴黎的火车,然后在巴黎车站等候从马赛开来的列车。每一个假期,不论长短,萨特和波伏娃都会精心安排,共同度过。如果休假时间短,他们就只看望一下西蒙娜的妹妹(她后来成为一名画家),如果休假时间长,他们就会去拜访他们的朋友:尼赞、阿隆、杜林、卡米耶……而每到夏天那个长长的假期,他们总会去国外旅行:西班牙、摩洛哥、伦敦……到处留下了他们留连忘返的足迹。旅行使他们心旷神怡,而且对他们刚刚开始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
  只有这年暑假,两人没有出国旅游,因为保尔、尼赞和亨利埃特盛情邀请他们留在巴黎。一伙人成日呆在一起,既叙旧情,也常常会像从前一样争个没完没了。真是凑巧,在柏林留学的阿隆·雷蒙也回到了巴黎。阿隆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专攻胡塞尔的现象学,因此他现在开口闭口都是胡塞尔的哲学。德国的现象学刚刚被介绍到法国来,萨特有所接触后,立即特别着迷。两个人一碰在一起就开始聊胡塞尔。
  一天晚上,萨特、波伏娃和阿隆三人在巴黎蒙巴纳斯大道上的一家煤气灯饭店吃饭,他们包了一个房间,还点了这家饭店的招牌酒——杏子鸡尾酒。酒过三巡后,阿隆和萨特的话越来越多。完全是在不经意中,阿隆指着自己的酒杯对萨特说:“老伙计,你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你就能谈这鸡尾酒,你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话,萨特感觉似乎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头部,一时间酒意全无,他的脸因为激动而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按照自己所见所闻得到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一夜,萨特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圣米歇尔大街上,买了一本由莱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萨特是那样迫不及待,还没把书的毛边很好地切开,就边走边翻看了起来。他一下子翻到关于偶然性的那一章 ,他的目光在飞快地搜索着,他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着:胡塞尔会不会动摇自己的理论基础?自己多年思考的结果是否只不过是别人的牙慧?还好,担心是多余的,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中,偶然性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而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方法和角度也和萨特有所不同。证实了这一点,萨特如释重负。但胡塞尔现象学的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这本译介的书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刻板而模糊的轮廓。萨特双眉紧锁,怎样才能对胡塞尔作彻底、认真的研究呢?“去柏林留学吧!”阿隆一语道破了萨特刚刚生出的念头。
  “我要去柏林了!可以整整一年不用教书啦!”当萨特得知,关于他到柏林法兰西学院就读1933~1934年度的研究生的申请得到批准时,高兴得大喊了起来!不过,此时的柏林并不是做学问的最安静的场所。德国法西斯分子已在蠢蠢欲动,战争狂人希特勒已经当上了总理,并策划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从而取缔了强有力的德国共产党。整个柏林硝烟弥漫,动荡不安。萨特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认为,政治活动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想毫不相关。他甚至认为自身的存在与社会、国家都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反对社会的那种‘独立’的人。”萨特常常这样表白自己。对于柏林政治势力的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萨特漠然视之。他从心底里感到欢欣鼓舞:他要到当今世界上哲学研究最发达的地方去了!
  柏林的日子充实、愉快,还不乏浪漫。在那里,他重新找回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体验到的那种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他重新找到了友情。精神上的彻底放松使他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集中攻读胡塞尔以及他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的全部德文著作。当时,现象学应该说是一种试图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与自身以及世界的关系的一场运动。它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根本,以最初的直觉来把握事物和观点。
  萨特废寝忘食地研读着,他发现现象学中可以让人感悟到探索人生及世界的重要意义,他还从中找到了写作的工具,以及一种描绘对想像力和感情的内心研究的方式。对于胡塞尔关于“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观点,萨特深表赞同,但海德格尔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生存的意义”这一论调更让萨特感兴趣。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最终是虚妄的,我们处在一个我们既未创造也未选择的世界。在世界上一切生物中,只有我们人类有能力领会过去,思考未来,利用我们的才能决定目前的做法,并对命运施加影响。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想法为他人所认同,萨特无比兴奋,他开始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
  柏林留学期间,萨特成果斐然。论文《自我的超越性》活用胡塞尔式的分析方法,但却用一种与胡塞尔的理论相悖的观点勾勒出自我与自觉意识之间的关系,同时确立了自觉意识和精神之间的区别标准。萨特哲学体系中一个最早、最坚定的信念:非理性意识有其规律性,就是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打下了基础。细读此文,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萨特后来那本哲学名著《存在与虚无》的绝大部分萌芽。此外,萨特广泛涉猎哲学名著,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检验、印证。可以说,柏林留学的一年是萨特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重要起点。
  萨特说过,他不拒绝偶然的恋情。在柏林,萨特就实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他坠入了一位同事之妻的“情网”中。这位被他称之为“月亮”的女子是以其独特的个性深深地吸引了他。她郁郁寡欢、恍恍惚惚的神情尤其让萨特心生爱怜。她从来不相信“幸福”这个词,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沉浸在烟雾缭绕和白日梦中。她说话的方式也是让萨特着迷的地方,与巴黎蒙巴拉斯式的谈话方式迥然不同,常常会冒出几句粗俗却奇特的句子。
  正如“爱情契约”中所承诺的,萨特并不对远在巴黎的波伏娃隐瞒“月亮”女人的存在。他甚至在信中整页整页地谈她,波伏娃决定到柏林去看望萨特。
  一见面,萨特就抓住西蒙娜的胳膊:“同别人一样,我的自我本身也是一个存在……”行人侧目,而波伏娃释然了。她很幸福地投入了他们惯常的那种对话。她欣慰地感到:无论萨特身边有谁,无论他是在天边还是在眼前,他都跟自己一起分享生活。“您的思想从未离开过我,我常常在脑子里跟您对话……”萨特还在耳边喋喋不休,波伏娃已经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俩相恋之后,萨特第一次对另外一个女人发生兴趣。
  没有谁比波伏娃更了解萨特——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是主宰萨特全部存在的目标和意义。为了这个,他甘愿冒一切风险去体验尽可能丰富的生活,获取尽可能多的经历。女人善妒,自古有云。但波伏娃感到自己已经与萨特的生命紧紧相连,任何的偶然插曲都不会干扰她对萨特的爱,都不应引起她的妒嫉之情。如果有,她也应引以为耻。世人曾说,波伏娃的成名主要是由于搭上了萨特这班便车。这是极不公平的。波伏娃对萨特的理解与奉献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女性无法与之相比的。后来,萨特在给波伏娃的一封信中这样深情地写道:
  “您就是我性格中的坚强成份。惟一成功的、尽善尽美的和令人放心的便是我们的关系。”
  萨特在晚年一再强调:由于波伏娃的完全信赖和彻底理解,他获得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波伏娃造就了萨特。
  解开了这个心结,波伏娃在柏林度过了一段十分开心的日子。萨特带着她跑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一切似乎又和以前不同,萨特和波伏娃按照自己认准的方向不懈地前行,人生路上留下了他们坚实而清晰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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