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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的志大才高术拙


  明末苏州府太仓人张溥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领袖,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但影响很大。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这是读书人飞黄腾达一个极其重要的起点。《明史•职官志》载:“(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庶吉士品秩不高,没什么权力,但作为朝廷的后备高干培养,前景远大,明清两代,只有入翰苑者才能进内阁,死后谥号带“文”字。
  可张溥做了庶吉士不久,便回到老家,再没有起复,一直通过复社的力量来影响政局。作为一个文人,没谁愿意隐居幕后,都喜欢走上前台做官,实现平生抱负。张溥这样过早地退出仕途,是不得已为之,也可以说是一个志大才高却缺乏从政艺术的文人性格使然。
  张溥中举前,已名满天下,吴伟业等人拜他为师。崇祯三年(1630年)张溥和弟子吴伟业以及复社的同仁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一起中举,崇祯四年(1631年)他和吴伟业一起会试、殿试中式,吴伟业为榜眼,张溥为庶吉士。复社诸人开始大规模进入政坛,这应当是一个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文坛领袖很好的仕途开端,但张溥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按惯例会试的主考官由内阁次辅当主考官,首辅因为要以政务为重,一般不充当主考。但当时的首辅周延儒看到此次会试天下名士甚多,想将他们收罗为门生——门生是当时政坛高官非常重要的资源,便破例自己做主考,次辅温体仁当然不高兴了。所以张溥还没有进入官场,已经被动地卷入高层权力斗争。
  张、吴中进士后,按惯例新进士试卷要印发天下,作为《高考作文指南》之类的书供后来的举子学习,序言一定要由房师来写,以示师生名分。可吴伟业这位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的科场新贵,稿子出版后不请提携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由同年中进士且名次不如他的张溥作序。这当然坏了官场不成文法,李明睿当时已经是尚书级别的官员,大怒,要削掉吴伟业的门生资格,后来吴伟业负荆请罪,风波才平息。李明睿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官场的体例,并不是仇恨嫉妒张溥。张溥作为文坛领袖,应当很了解这个规矩,开始就应当谢绝吴伟业要他作序的请求,尽管他是吴伟业实实在在的授业之师。风波起来后,对李明睿的愤怒更应给予理解,可他却很不高兴,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为要笼络张溥等复社名士,对他恩礼备至,因此他才可能进入翰林院。此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政坛的新进士,不管民间的声望多高,张溥聪明的做法应当是摆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历练,依靠首辅这棵大树,等待机会。
  可张溥太过于狂傲。翰林院的规矩,新来的庶吉士见到馆长就如见严师,见到先进翰苑的前辈要称晚进,坐在一起开会时只能老老实实坐到角落里。这和现在军营里新兵见老兵,大学中新生见老生没什么区别。可张溥大约觉得自己名气比他们都大,根本不管这一套,替天子草拟诰命敕令时,也语气太大。同馆的翰林当然看不惯,向内阁告状。首辅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释,而次辅温体仁恨乌及屋,就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庶吉士本来就是照例培养的后备人才,能成才就留下来,不成才就离开呗,让张溥走人有什么难的?”
  被内阁二把手批评了,一个新进士本来就应当自省,及时调整心态。可张溥正好相反,他搜集温体仁结交宫内太监,重用同乡等事情,草拟奏稿,让学生吴伟业上书参劾温体仁。吴伟业比他的老师脑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刚刚进入朝班,去参劾一个内阁二把手实在太有风险,但师命难违,便折中了一下,将张溥的草稿有所增损,改成参劾温体仁的亲信兼同乡蔡奕琛——当时的一个员外郎。但这事的前因后果怎瞒得过官场老手温体仁?温体仁早准备重重惩处张溥,多亏周延儒拉了张溥一把。但张溥已经彻底得罪了内阁次辅温体仁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时时找他的茬,他没法呆下去了,崇祯五年(1632年)碰上葬亲,请假回家守制。
  吴伟业作为张溥的门生,会元榜眼连捷,让天下读书人羡慕。士林盛传出自张溥门下的人必定能很快发达,这实际上是把一个品秩很低的官员放在火上烤。张溥还在京师的时候,远近的士子跑到他太仓的家里,向着北面遥拜,称弟子,请掌管复社名录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张溥告假回乡时,来拜见他请他收为弟子的更是络绎不绝。崇祯五年(1632年),张溥在苏州虎丘主持复社大会,自己任社长。《复社纪略》载当时的盛况:
  “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本来守制三年,张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他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对民间结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对张溥这类民间意见领袖防范甚严,以在野之身,都能影响朝局,要是让他占据朝廷重要位置,那还得了。而崇祯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升任首辅,张溥就更没希望重回官场了。
  张溥闲居在家最后郁郁而终,是个悲剧。历史上张溥这类志大才高却终身不得志的文人还很多,苏辙对他哥哥苏轼的评价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固然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没有说出来,就是这类大才子,眼高过人,对许多碌碌之辈、鼠蛇之徒瞧不起,不愿意引为同道,可官场上更多的却是这类人。在才气和志向上,张溥这种人可能高于那些鼠蛇之辈,可在从政的技术层面,张溥这类人往往是低能儿,远不如他们的政敌。从张溥初入官场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适合从政,过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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