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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宋


  ◆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正如李亚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里说的那样,赵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结,宋朝军事上的孱弱源于赵匡胤种下的祸根。他所设计的军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说到底,是防止黄袍加身发生在他的武将身上。宋朝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发生战事时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将全部假设成会窃国的盗贼,所以,整个宋朝,最高军事权力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过,即便是打仗,武将也必须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开展。
  宋帝国军队控制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冗兵。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80%。
  钱穆认为,宋代冗兵的根源在于其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刻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9′
  宋代自开国起就尚文轻武,大小官吏多用文人,有时连军事将领也是文人担任。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科举制度把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却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所以宋帝国出现了冗官现象:表现之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出现过一官三人共之的现象。表现之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表现之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
  ◆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宋帝国是历史上公认的富裕之国,黄仁宇甚至惊呼:“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宋代鼓励商业,使得财富积聚甚丰。但是,宋帝国又是公认的弱国,原因之一就是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为了应对冗费问题,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中揭示,北宋“用尽前朝敛财之术”,在基本保留唐末五代重额赋税之外,赋税政策上呈现竭泽而渔的倾向。北宋衰亡时期,因地方财计困窘而造成横征暴敛;南宋“中兴”时期,财政上表面的、暂时的好转,实际上紧张状况持续与危机潜伏,地方财政困窘与人民赋税负担空前沉重;南宋后期,财政恶化和崩溃,楮币成灾,造成了“通货膨胀”。
  ◆宋帝国对思想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尽管宋朝并未出现意识问题造成的大冤案,但是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的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这一点恰恰被赵宋当局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
  “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柏杨语)
  ◆宋帝国人心向背——人民痛苦指数8′
  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廷担心的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土地兼并后带来的赋税不均,所以主要利用租佃制来解决“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矛盾,而宋廷只需关心按土地的多少收税就行了。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
  宋朝这种对农民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宋自建立到灭亡充斥着农民起义和暴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从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再到宋江,方腊的农民起义,直至南宋钟相,杨玄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南方福建广西等的农民起义。
  ◆宋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马上皇帝赵匡胤统一了中国,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宋朝重文轻武和儒家教化,开创了自宋朝之后再无大臣篡位的开端。赵匡胤不仅未杀有功大臣,而且密誓“誓不诛大臣、言官”以及专门建立了许“风闻言事”的言官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进步。赵氏后代都遵循了赵匡胤开明和宽容的以及推崇儒家的政策。在安内方面,宋朝天子的宽容基本上算是英明。
  但是,在攘外上宋朝天子多奉行“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领导人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宋帝国长期受凌辱的局面。名将岳飞的不得志,韩侘胄的悲剧都反映了宋天子的软弱与卑劣。
  ◆宋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10′
  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一大要务就是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一点宋朝实在让人失望。
  宋的外祸一直没有中断过。宋初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时候,赵匡胤至死也没有夺回燕云十六州,还曾颇没有志气地说过“俟满五百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意思是说,打不过,可以买回来。然而契丹人并没有给他机会。
  后人认为,正是赵匡胤先南后北的战略给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喘息,从此他们再也没有给宋留下翻身的机会。宋太宗时,精心策划的北伐在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失败,这一打击彻底使宋彻底丧失了激进的勇气。之后,对西夏先是招降,而后妥协,对辽订立澶渊之盟,对金既拉拢又畏惧,直至对元最后的抵抗。宋都处在消极抵抗的态势,灭亡是必定的。
  宋朝科技的发达是世界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都出自宋朝,其中指南针和火药在军事上大有可用,但它们在宋廷的军队作战过程中是否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大多的教科书对这一点持肯定态度,但很多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科技的发达对宋朝的国力没有明显帮助,至多只能算是点缀。有防御实力而频频受辱,的确让人愈加痛心。
  ◆宋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
  关于宋帝国天灾人祸的史料不是很多,学者张文在其论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有过相关研究:
  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灾害多发期。在诸种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频繁,也最具危害。根据受灾情况,宋人将灾害分为不同等级,并据此进行不同程度的赈济,此举大大提高了宋朝的荒政管理水平,显示了两宋时期在荒政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较高成就。与先秦时期相比,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更为明确,也更为制度化,并成为指导宋人赈灾救荒实践的主要原则。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超越。
  看来宋帝国凭借超强的财富实力,在赈灾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宋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5′
  宋帝国另一个值得称颂的是,少有阉祸作乱,也无后宫政变和外戚当权。当然,历代后宫争斗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是不窜乱朝纲,就是帝国大幸了。宋朝末年谢太后当政也是出于无奈,诚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谢太后尚算是一位主观上进的辅佐者,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宋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在宋帝国中期,曾经发生过两次企图振衰起废的变革,结果都未能如愿。
  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时,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结果新政的推行,触犯了那些势官权贵的利益。如庆历三年十月,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有人于是诬蔑范仲淹、富弼等是“朋党”。很快范仲淹、富弼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新法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王安石变法设计的改革方案可谓全面出击,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但改革的结局也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预想,没有拯救宋帝国的衰败命运,甚至连改革者本身也遭不幸。
  纪宝成教授认为,宋朝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其深重,内忧外患交相侵逼,而且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无比强大。
  ◆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钱穆语)
  宋朝鉴于大唐藩镇割据的教训,对于地方的控制相当重视。观宋一代,确实无地方作乱中央的事件。但是,物极必反,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实际上过了头。
  举个简单的事实:金兵内侵,汴京一失,全国瓦解,缘何?宋帝国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造成地方日趋贫弱,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钱穆甚至认为,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
  ◆宋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宋朝开辟了亡于夷族的先河,很多史学家认为与其民族政策有关。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宋帝国采取了和平善让的政策。这一政策为辽金的汉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辽宋议和之后,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共119年,1004~1122年)。而金朝则成为一个典型的北方民族汉化王朝。金朝中期,金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和平善让的民族政策虽然使得宋夏金得以共存,但是由于这一政策对于强悍的蒙元不管用,导致宋帝国的和谐之梦始终难以实现。相当一部分史学研究者认为,正是宋帝国的忍让刺激了蒙元的崛起,导致了宋金的亡国。蒙元初期,人们就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
  学者刘浦江对此的解释是:其一,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其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梅毅先生在他的新作中作了这样一个很让人期冀的假设:“如果南宋对金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励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闻之警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息,金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
  历史毕竟经不起假设,宋帝国在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采取了内敛外放的民族政策,非但未能奏出大和谐之音,反而引火上身。
  结论:大宋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9′+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8′+人民痛苦指数8′+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10′+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宫廷不稳定指数5′+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9′=97分
  (赵匡胤)(神宗,王安石变法)(高宗)(帝)
  960106911271279(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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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0′97′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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