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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名医王安石的寂寞


  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汉代王莽变法
  唐代杨炎改制,推行两税法
  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
  明代张居正改革
  清代百日“维新变法”
  改革家在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千古以来大多屡遭非议、谤声不断,更不幸的是身首异处者有如商鞅。不过,追论成功与失败,它们曾经存在于历史就不会了然无痕,至少为今天的改革者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让这些不畏艰难的后来人,沿着漫漫的变革路,继续走下去。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峰处,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积重难迈。于是,一场希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只是它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而就在变法几十年后北宋王朝还是承受不了千疮百孔的命运,终于掩埋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却将这段道不清功过是非的往事,永远地留给后人去评说。
  公元1068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年轻的皇太子赵项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非凡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与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九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若说是时代的要求促成了变革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场变革才成就了他们这种非凡的气度。列宁很赞誉王安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然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遇到了同僚的反对。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此外,新法也触犯到了宗室、外戚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强烈的不满,并抓住一切机会毁新法。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徨。于是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盛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苏轼曾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可惜的是,什么是“民不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加上人类天性中本就无法肃清的因循守旧的基因,都使得改革者们在尝试变革的道路上始料未及地发现,他们满腔的热忱从新法开始那天起,就已经与背叛、流离彼此相系了。
  熙宁八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这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期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再度辞相,挥泪离开了他主持的变法事业,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变法曾一度使国力得到提高。但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日益浮出水面。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原本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此外,王安石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新人,也导致了变法声名狼藉。
  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突然离世。
  理想终归是虚幻的,即使生着双翼也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飞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过,历史始终是公正的:即使新法当时存在不少失误,但我们仍能在后世许多当权者推行的政策里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至少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王安石也是有远见的。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改制”本来已经初步改变了宋初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最终还是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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