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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唐


  ◆唐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唐前期,军队以府兵为主体。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加之士兵逃散,府兵制急剧衰落,府兵土崩瓦解。
  到了唐中期,唐玄宗穷兵黩武,用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原来的府兵制。这样一来,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各地节度使的权力也随之膨胀,这导致了地方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祸根。
  唐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藩镇,各藩镇节度使都拥有军队,少则数千,多至10万人。如河北三镇牙军,长期父子世袭,互通婚姻,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动辄发起兵变,驱逐将帅,或支持节度使窃地割据,反抗朝廷,危害极为严重。
  ◆唐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8′
  武则天时期开始使用酷吏。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guǐ),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
  唐德宗贪财物,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
  唐朝规定做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
  ◆唐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盛唐时期,国家殷富,长安、洛阳以及地方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布匹。唐玄宗被这种繁荣冲昏头脑,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资治通鉴》说他“使金帛如粪土,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例如,把全国各地一年进贡的物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加上连年战争,军费开支浩大。从唐玄宗时,帝国已经出现了财政危机。据《新唐书》记载:“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不能节。田坏而为兼并,租用调之法坏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借商、进俸、献助,无所不为也。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9世纪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220000缗。但这比通常和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亏空。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的下降。
  ◆唐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唐朝并无文字狱之类的冤狱事件。但是,在思想控制上,唐采取了新的措施,那就是利用宗教。唐朝初期,佛教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后来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唐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9′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哪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他的后继者做到这些的却很少。
  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史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安史之乱以后,政局多混乱,国体不安,人民所受苦痛在所难免。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
  ◆唐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范文澜说:“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表现在言莫予违,侈表现在贪立边功,轻易用武。
  而唐肃宗以后基本上都是昏君。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昏君。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信赖宦官,本人却被宦官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就此开始。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
  唐文宗有心铲除宦官,结果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
  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
  到了唐昭宗,倒是壮志不小,为时已晚,无力回天。
  ◆唐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8′
  唐代的抵御外侵史可从唐代的边塞诗中窥出几斑。初唐时期,国力正强,抵御外敌,那时期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充满着自信,对民族充满着自豪。社会中人人都想投笔从戎,立功塞外,故成就了许多英雄壮美的诗歌。盛唐时期,国力极强,积极拓边,许多诗人慷慨出塞,造就了边塞诗的黄金时代。此时的诗人更是拔剑而起,存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回”最具代表。但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盛而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诗人身经战乱,目睹战乱所造成的惨状,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而被诗人对社稷华胄沦为夷狄的爱国情绪,以及悯恤无辜厌战的反战情绪所取代。这从王昌龄的《塞下曲》以及李颀《古从军行》中可见。
  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大军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避难。结果唐朝首都长安不止被吐蕃攻陷而且吐蕃人还立了伪皇帝,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唐朝和吐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唐蕃清水盟约》。
  ◆唐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唐朝末年,发生严重的干旱和饥荒,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为仆人。贤臣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赈济不力引发大规模的盗贼活动。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流为盗匪。
  ◆唐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10′
  宦官弄权是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明显依附宦官,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德宗在位期间,废除租庸调制,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由于措置失当,猜忌将领,不但未收成效,中兴梦断,反而使战祸日益扩大。顺宗继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领导改革,起用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史称永贞革新。顺帝做皇帝时间不长,致使永贞革新中途失败。宪宗继位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平定河北三镇,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唐一派中兴气象。不过宪宗对宦官的信任有增无减,宦官大大得势,宪宗也因此不明不白死于后宫,令人惋叹。之后大唐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帝国末年,唐昭宗也有心图新,却壮志成空。
  ◆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地方割据直接断送了大唐。唐中期自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共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安史之乱表面上被平定了,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呢?学者樊树志说:“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可以说,唐中后期,一直处于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割据的阴影之中。
  ◆唐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8′
  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
  安史之乱改变了大融合的和谐局面。安史之乱靠回纥的协助,方得平服。中原自己逐渐无可用之兵,外族势力愈加强大。回纥与吐蕃相继扰乱西北内地。西南的南昭,唐政府也感到无从应付。大唐天可汗的藩属实际完全丧失。
  结论:大唐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8′+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9′+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8′+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10′+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8′=101分
  (李渊)(玄宗,安史之乱)(宪宗)(哀帝)
  618741820907(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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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0′101′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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