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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浮华背后的帝国隐患


  一说到唐朝,中国人就开始自豪。唐朝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民间就有“上有天堂,古有盛唐”的说法。有人形容当时的首都长安“罗绮铺地,冠带京华”,繁华贵气真是神乎其神。诗人郑綮《开天传信记》里有云:“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杜甫在《忆昔》里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粮食多得吃不完,扔到地上没人捡,人们不愁吃喝,生活富足,当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生活。
  除去一定的夸张修辞,唐朝的繁华还真是让历史开颜。但是,沉浸之余,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个事实:一个如此繁华的盛世,怎么遇到一个安史之乱,说垮就垮了呢?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浮华幕后的因素,尚需要发掘。
  对于《红楼梦》里四大家的败落,尽管原因很多,但千说万说最终离不开一条:经济出问题了。俸禄少了,人员庞杂了,腐败严重了。贾母死后,办个囫囵丧事都做不到,就是最强的说服力。唐朝的败落也应该从经济上找原因。
  作为以农业为本的王朝,唐帝国的财路主要来自田赋。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时再缴还政府。在授田时期,负担相应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继承北魏。唐代租额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是指人民对国家履行的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比起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
  租庸调制实施的基础在于对全国人口的统计与控制。为此,唐朝设计了很多官位从事人口管理工作。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农业社会,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这些人的俸禄自然占去国民收入的不少份额,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冗员带来的附加产物,到武则天统治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事情已相当普遍。
  因为田赋是以人头为基数的,为了增加税收,历代都鼓励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也正因为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唐朝也不例外。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即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人口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人口剧增,再反过来考验政府的统计能力。当实情远超过统计过问的能力时,唐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就越发无系统了。
  唐代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就制度而言,首先是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致使户籍大坏,逃户问题严重。695年李峤上疏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浪,苟免岁时,偷避徭役。”韦嗣立也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不言而喻,“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受到严重影响。府兵制“则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均田制规定按官品、勋阶均可授田,府兵卫士通过军功受勋可以获得土地,曾经吸引了大批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均田制的破坏使他们不再愿意应征入伍,“由是,府兵始弱矣”。可见,财政统计能力的下降,流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国力。
  唐帝国金钱流失的另一个大豁口就是奢靡的宫廷生活。宫廷生活历代很奢侈,只不过以唐朝尤甚,黄仁宇认为唐朝女子以丰腴为美也与此不无干系。唐朝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多到了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仅仅就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多至一万余人,宫女可能加倍。据史料记载,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当时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开始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后,因为两人都好音乐,宫廷几乎日日歌舞升平。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宫过冬,除了给今天旅游增加了一种魅力之外,糟蹋了多少银两实在难以计数。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这也是滥花钱的光堂项目。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唐太宗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庞大的透支,使得之后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唐朝惨败给阿拉伯帝国致使中国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从而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750年左右,阿拉伯发生了以中亚为中心的内乱,白衣大食灭亡,黑衣大食建立。大搞扩张宗教战争摧毁佛教的白衣大食哈利发及其后人竟被屠杀干净,几代哈利发的尸骨也被从坟墓中拽出焚骨扬灰,这场大食内战得到唐王朝的支持。
  中亚各国一直是以大唐为后盾不断反抗白衣大食,后黑衣大食局面稳定了就和唐帝国争中亚,公元751年阿拉伯诸国准备联兵进攻唐朝,被唐将高仙芝侦之,高仙芝便率兵3万翻过帕米尔高原主动进攻,阿布-穆斯林率中亚各国联军共17万在坦逻斯迎战唐军,激战三日、阿军不支便收买唐军胡部叛变、夹攻唐军,唐军因而惨败。这一战令唐朝失去了对宝贵的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综上,人口增加后的财政透支与统计不力,致使大量逃税现象发生;宫廷奢靡生活与浮华工程的广建,使唐初靠俭政累积的财富滔滔流失;兵败阿拉伯又痛丢丝绸之路的统治权。所有这些浮华背后的亏空实相,导致了唐王朝遭遇安史之乱后“不可思议”的江河陡下。
  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要结合。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至于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党争遂无法避免。
  朋党之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开始的牛李党争。李党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者,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阂。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出生高贵的门第。牛党代表寒门上大夫,出身平民,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因之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
  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把持政权过其浮冶生活),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
  牛党、李党水火不兼容,自宪宗时两党开始结怨起,互相倾轧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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