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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武大帝武功惹的祸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不多,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秦皇汉武,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征讨匈奴,他们两人在中国人心里占有很高的位置。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评价:“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关于“中国企业领导人素描”的调查中,研究者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领导者分为4种类型:先进型领导、成长型领导、威权型领导、隐匿型领导。汉武帝属于典型的“威权型领导”:由领导者发号施令,追随者遵照执行。“威权型领导”在“展示权威”上得分高于平均分,而在阐述远景、监控运营、创新和冒险、联络沟通、体恤关怀上低于平均分。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指出,“威权型领导”常犯的六个错误是:第一,我要胜过别人;第二,不愿意听别人数落我的过失;第三,喜欢辩论;第四,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第五,逞自己的威严;第六,拒绝别人的谏言,刚愎自用。
  汉武帝非常强调“大赌大赢”的策略。在武帝时期,最有名的就是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了4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予县官”。公元前90年,汉武帝66岁,他再派将军李广利率领6万大军出塞进攻匈奴,结果全军战败,李广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消息传来,汉武帝中止了与匈奴的战争,此后汉不复出兵。《汉书》上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汉武帝的自以为是表现为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400余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21观、1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汉武帝抢了民间工商业者的财富,这些举措极大的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当时仅16岁,在他21岁前后,马上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于是告发一发不可收拾,《汉书》上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财产以上家庭都被告发了,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家庭全都破产了。汉武帝仅仅是通过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就“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到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
  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汉武帝晚年开始悔过,下罪己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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