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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子民效忠的历史密码


  镜头一:
  公元前198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在宫中大宴群臣。席间,他起身向他的父亲太上皇敬酒时,志得意满地说:“从前您老人家总认为我不成材,是个无赖,不能创家业,比不上二哥能干。现在您看看,我所挣得的家业同二哥相比,谁更多呢?”老父亲甚是尴尬,还是群臣解的围,大伙欢呼万岁,纷纷赞扬刘邦:“陛下,你创下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份最大的家业!”
  镜头二:
  公元前195年十月,刘邦在会甀击败了英布的军队。在回京途中,路过沛县时停留下来。在沛宫置备酒席,把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请来一起纵情畅饮。挑选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酒喝得正痛快时,刘邦弹击着筑琴,唱起自己编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声充满了帝王诗人烈士暮年的忧叹。刘邦继而起舞,情绪激动心中感伤,洒下行行热泪。
  刘邦的一生,与秦始皇无甚差别,既为开创帝业骄傲,更为基业永续操劳。
  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对自己辛苦打来的江山倍加珍惜,他也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怎么保住他这份家业”就成了他一辈子劳心苦思的大事。值得庆幸的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刘家人,在几代人的辛苦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让子民效忠的历史密码:外儒内法,霸王道并用。
  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一直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结果“百姓安居,国家大富”。刘邦接受谋臣“马上可得天下却不可治天下,治天下当以富国安民为第一要义”的建议,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意思是通过休息调养来达到延续繁衍生生不息的效果。在肃清政治隐患的同时,他对子民广施恩惠,轻徭薄税,大赦天下,鼓励生产生育,使经济和人口很快得到了恢复。
  刘邦死后,继承人尚幼。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参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也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问惠帝:“陛下自己认为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参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三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到了汉武帝时,汉初所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发生了撞车。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向全国征求人才,求治国之道。董仲舒以他的“天人三策”脱颖而出。他的三通政策,以三句话著称:
  其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他眼中,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差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
  其二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
  其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意思是说,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第三次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也就是上面的第三句话,受到了武帝的称许,于是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事件。原本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从此脱颖而出,取得了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公元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得到了独尊地位,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
  汉武帝“独尊儒术”所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虽然为汉朝统治者找到了马下治天下的工具,但是从儒家和人民的角度来看,有人称他是“儒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国外汉学家约翰·密尔就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
  尽管汉武帝是“霸王道杂之”的实践家,但是把“霸王道并用”5个字郑重提出的却是汉宣帝。宣帝所立太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心里边全是仁义道德,于是觉得父亲所为很不合圣人之道,常在宣帝身边劝谏,有一次忍不住正面进言说:“陛下对刑法太重视,我看还是得多用些儒生才是。”宣帝感到太子太不像自己,恐怕日后生祸,于是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汉家朝廷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并用而治天下,怎么能够纯粹用儒家的一套呢?何况俗儒不识时务,喜好赞扬古代而非议当朝,使人搞不清事实与表面的界线,不知道如何行事,怎么能够委以重任?!”
  霸王道并用,但霸道最好闭口不提;换句话说,即强力统治不妨大胆做去,口头上则一定只能谈王道。这是汉代统治者通过对兴亡思索以及政治实践得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的成功之本。所以说,汉朝打开了王朝统治的历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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