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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


  《三国演义》的开篇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经》里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学者邹牧仑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犹如没有永远富贵的家庭一样。”盛衰循环,王朝覆灭似乎成了过往帝国的“历史魔咒”。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中国文明保持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尽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似乎总在给浮沉帝国开玩笑。
  尽管后来人可以在品完一壶浊酒后,潇洒而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尤其对于帝国的经营者来说。
  黄炎培先生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过往帝王们显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缺乏毛泽东的思想高度,他们没能幸运地找到基业长青的“新路”。相反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怀着虔诚之心,不自觉地走向了覆灭之路。
  前段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婚姻就像抓在手中的沙,在死死抓紧的过程中走向了解体。这个道理同样适合王朝历史,帝国衰败正是在帝王集团的精心控制下失控,最终走向了崩溃边缘。有人曾总结:“汉以国强而恒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权独而遭祸!”此为证。
  历史总叫人惦记。传统理论在谈论王朝衰败的时候,总是习惯以“凝练的语言”简洁地一言概之。然而,帝国并不都是“崩溃一亏”,数字与表格之外,历史的精微幽深,很难“作一总结”。于是,笔者选择了“勤于总结”,用求全的12法则来分析帝国“全线崩溃”的恢宏历程。
  法则1:武装积弱,帝国在对军队的控制中失控
  以武夺权,以武控权,军队对任何帝国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帝国初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保持重兵,来巩固政权。
  冗兵冗费是帝国武装衰败的一个原因。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兵20万,至至道时(995~927年)为66万,增加了两倍;庆历年间(1041~1048年)为126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并非完全虚构。
  穷兵黩武是武装衰败的另一个原因。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充分肯定有道者的正义战争,推崇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和以奇用兵的战术原则,但小说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有道者遵循客观规律藏器待时,通过清静无为施行仁政的方式夺取天下。这种战争观与《老子》兵家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法则2:吏乱坏纲,帝国在对官吏的治理中失控
  孔子说,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战国时期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可惜历史上鲜有王朝能真正把官吏治理好。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特有的法文化心理结构是:“法——情——权交相胜的三元模式。这三元结构中,‘权’自然居于重心地位。权大于法,有权人物可以权生法,以权抗法,以权压法,以权曲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以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政治地位而得利。因而,谁要想发财致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步入官僚的行列。
  古代有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语:“无官不贪。”那么他们都倚恃什么权力谋私呢?兵权、财政收支权、荐举考试权、官吏任免权、工程修建权、司法决狱权、监督纠弹权等。一般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强取夺豪、侵吞粮铜、卖官鬻爵、侵盗财物、枉法决狱、恣意聚敛、走私漏税、私弄工银、敲诈勒索、监守自盗、巧名贪贿等。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无限感慨地总结吏乱国败的教训说:“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任何掌权者都对吏治相当敏感,但吏乱似乎又在所难免。
  法则3:国库银断,帝国在财富控制中破产
  国穷民困,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困,照样失天下,比如隋朝,仓廪丰盈,二世即亡。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能切实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做到“与民同利”,财富控制才是良性。
  一般来讲,帝国初期,一般都会考虑到朝代更替带来的破坏,实行不同程度的“修养生息”政策。随着帝国统治铺展开去,在越来越大的开销面前,经营者就会忘记“与民同利”的原则,纳税比例超出了人民的现实承受力,导致积怨重重。遇到一些好大喜功,追求排场的帝王,财政负担就会额外加重,盛世因此转衰。史学家王学泰就说:“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土地兼并是导致帝国后期财富危机的一个根源。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所以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
  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地主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
  法则4: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帝国在意识控制中失控
  谭嗣同认为民族衰败沦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的钳制,他在《仁学》中指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
  为了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为了保证“治安”的稳定,帝国的经营者都挖苦心思寻求控制臣民思想的利器。秦始皇崇尚法治的尝试失败之后,汉代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霸道并行,打开了思想控制的历史密码;南宋继而提出“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对社会资源的寡欲内敛,经过元代的完善,明初善加利用使专制制度达到历史高峰。
  对于有碍大一统局面的社会异音,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强硬打击的措施,于是就有了被鲁迅称为“脍炙人口的虐政”的文字狱。杨乾坤先生曾经做过总结,帝国对于社会舆论的处理手段大致有13类:
  一、反对本朝狱。“指斥、毁谤、中伤、谋反、谋大逆”的造反者,罪当至死。
  二、冒犯皇帝狱。天子自诩君权神授,尊严不可凌辱,臣民只能顶礼膜拜,不得指摘。
  三、离经叛道狱。离经者,远离官方所重之经,致生异端;叛道者,背叛官方所奉之道,另辟蹊径。不驯服官方,不承认官方哲学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文字狱主角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讪谤怨望狱。揭露当局的腐败与无能,或讪讥,或毁谤,或怨望,定性治罪,永绝逆耳之言,凑合统治之现状。
  五、朋党狱。皇帝最惧怕的是权臣树朋党威胁皇权,为排除异己势力,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就是,陷之以朋党,然后剪除。
  六、触忌犯讳狱。专制帝王的忌讳是绝对的禁区,万万不可触犯。
  七、妄议朝政狱。朝政大事,帝王权臣断之,肉食者谋之,妄加干政的“非所宜言”,必遭横祸。
  八、妖言煽惑狱。与统治思想相抵触的“妖言”,被视为洪水猛兽,严酷打击,“避邪说而正人心”。
  九、恶逆为伍狱。恶逆之徒,株连九族,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
  十、冥顽不化狱。朝廷明令禁毁和收缴的“违碍”书籍,隐匿不首者,一经查出,都以冥顽不化的罪名治罪。
  十一、狂悖狱。独裁者总希望臣民俯首恭顺,无思想无棱角,无希图无反抗,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些伸张正义,表达欲望的臣民,其步入规范的“极端行为”,就被无情惩治。
  十二、华夷狱。少数民族得天下后,对汉族“诛心”,要汉族人民心死,于是以华夷之辩为由,以示自己得天下之正。
  十三、诬民惑世狱。这是清朝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一大发明。精神病患者病发失控,言语不利,则以“诬民惑世”的罪名,而横遭刑戮。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汉朝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中说:“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也就是要让人民说话,统治者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让老百姓发牢骚,以言定罪,大兴“莫谈国事”,用堵的办法来牵制思想,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王朝时代,大抵文字狱猖獗之后,国家肌体便病体羸弱,引起社会的大衰败。秦朝“焚书坑儒”,人们在恐怖气氛下惴惴其栗,英才丧尽,统治质量下降;宋朝的“莫须有”罪名,忠良扫荡殆尽,两朝尽受外辱之苦;明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身后一片凄凉,皇太孙继位,国无柱石,致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夺了江山。
  法则5:“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
  《孔子家语·五仪》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君和民的关系如同舟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可以拥戴君,也可以推翻君。这个比喻是帝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辟警语,帝王们总是拿它来教育后来者要善待人民,注意民心向背,否则会被人民推翻。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实现统一,“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即秦朝的统一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一统天下之后,他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贾谊认为,假如秦始皇能够认识到“攻与守不同术”,顺应民心,就不会那么短命。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给汉帝国留下了深刻教训,汉初基本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时,士人徐乐认为“天下之患在乎土崩”,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农民起义所形成的“土崩之势”,要想长治久安,就要避免农民“不安其土”,把“土崩之势”扼杀在萌芽。王莽托古改制,大失民心,短暂而亡。隋炀帝重蹈秦辙,唐太宗在总结其教训时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才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帝国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这就是说,帝国做得过火了。
  法则6:修为无度,帝国领导人在统治过程中英明丧失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君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执政的成败。
  历史呈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经过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代,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者一个能干的、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是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
  怎样才算是英明呢?《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兴也忽焉。”意思是说,夏禹商汤这样的圣王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每每责罚自己,国家因此兴旺昌盛;而夏桀商纣在出现政治失误时则归罪于人,政权于是迅速灭亡。帝国的盛衰兴亡,大多与帝王的“罪人”与“罪己”有关。隋炀帝“性不喜人谏”,竭诚进谏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罢官,结果搞得“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崇祯帝虽有回天之志,然而刚愎自用,临终竟留言:“臣为社稷忠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
  法则7:防御过度或乏力,帝国在抵抗外患中走向式微
  翻开中国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战争的记载,甚至有人戏称中国的历史是由战争堆积而成。
  对于外患,“华夷之辩”一直作为历代帝国的基本国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尊王攘夷”,这是帝国统治阶层达成了共识的信仰。
  一旦蛮夷入侵,像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自然无法容忍,秦汉帝国因此就屡次发动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讨伐。但是穷兵黩武可以逞一时之快,遗患无穷。秦始皇无可奈何的匈奴再次扰乱西汉时,汉武帝远征导致西汉急剧中衰;唐玄宗的开拓边疆,坐大边帅,盛唐从此一蹶不振。
  宋帝国汲取前世地方割据教训,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导致边疆空虚,外患不绝,最终亡于蒙元,开了国破夷族的先河。明帝国与宋朝相似,中后期民变与外患交织,双鬼扣门,江山终落他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宋明都是超级富裕的帝国,科技发达,军事实力极强。
  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历代帝国留给历史的剪影都无一例外:在积极抵抗中走向国势式微。
  法则8:天灾人祸火上加油,帝国在储备赈济中加速度坠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灾之国。天灾人祸是导致王朝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学者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难和歉饥就有5079年次。其中,水、旱灾最多,还有蝗、雹、风、疫、地震、霜雪奇寒等灾害。
  频繁的灾荒给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尽管诸帝国在救灾过程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姿态,甚至不乏有塌实措施,但是帝国末年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往往是致命性的打击。每次大范围的严重灾荒,随之而来的是饿殍遍野,流民涌动,“盗贼窃发”,直至扯旗造反,抢粮抗官。
  帝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同天灾人祸有关。秦朝末年,大雨成灾,道路不通,触发陈胜吴广起义。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六省特大旱灾,引发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法则9:宫廷乱政,帝国在后院灭火中失火
  理论上讲,后宫是无权干政的,开国帝王们也都竭力防范王后与宦官过问政事。但是在帝国的运行演变中,历史总喜欢违背开国大帝的初衷。朱元璋最讨厌阉党干政,但是明朝的宦官乱政偏偏最为汹涌。
  而很多史学家认为后宫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惟一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惟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法则10:变革成恨,帝国在振衰起废中无力回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末世,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
  正如心理学家弗罗姆所说:“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人们害怕没有把握和不确定的事物,所以避免接近这些事物。”
  从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产生之日起,每一个朝代的开创者所制定的治国策略就成为祖宗之法,不允许任何继承者加以修正、调整和改良;而改革或者改良的行为成为国家的最高禁忌,触犯者从来没有好下场。王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以儒家理想改造现实,却都在儒家群体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王莽身首离异,王安石败走金陵,张居正死后成大狱。
  不敢改革,缺乏改革;一旦改革又阻力重重,这就使得帝国在内外矛盾交侵时,注定大局危如累卵。
  法则11:夷族兴乱,帝国在民族融合中失衡
  儒家提倡“华夷之辨”,同时又主张“以夏变夷”,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且重点不在华夷之辨,而在以夏变夷。
  民族融合得力,落后的少数民族就会泯然于汉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国就会少去很多不稳定因素;民族融合不力,崛起的夷族就会趁机作乱,侵蚀中原。匈奴、鲜卑、羯、氐、羌就曾经趁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恩格斯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要注重民族融合才行。元朝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结果像风暴一样倏忽而去。
  法则12:地方坐大,帝国在加强中央集权中失控
  中央同地方势力能否均衡对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央权力过分强大形成地方势力疲弱无法对抗外强;如地方势力过强,则会令地方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最终同中央政府抗衡,严重损害中央权益,令野心家有机可乘。
  史学大家范文澜指出:“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
  纵观历史,真正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有三种势力:一是封王,历史上的削藩,就是因为此;一是豪强,汉帝国中衰正是豪强势力膨胀的结果,而其复兴又是凭借地方豪强的支持才得以实现;一是边帅,以唐朝最为典型,安史之乱发韧于藩将实力的坐大。
  梅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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