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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


  东条南进固后方  妄图消灭共产党
治安强化施毒伎  清剿掠夺大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妄图把华北变成他的“大东亚兵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动员了大量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扫荡,疯狂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但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东条英机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随着日寇占领区的扩大和占领时间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发觉,仅仅依靠屠杀政策,并不能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在其占领区便逐步推行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即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政策。一般说来,日寇在其新占领区,特别是不能长期占领的地区,仍以屠杀为主;而在其已经占领的地区,则以“怀柔”为主。
1938年底,日寇首先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扩大成为更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治安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敌人还着重怀柔政策的实施,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并建立和发展各种伪组织,企图以此巩固其统治。
在“准治安区”内,敌人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所谓怀柔政策,即加紧欺骗宣传,企图使游击区群众奴化;在恐怖政策方面,则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1942年春,日寇在我冀、热、辽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350多公里长、30多公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这一带村庄的人民都集中在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3米多高的围墙,这种集中起来的村落,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敌人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用严刑逼供,分别判以“思想犯”。“政治犯”和“运输犯”等,任意加以杀害。”人圈”内的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日罚做苦役,“人圈”附近5公里以内的土地,禁止种植,以利其防守。同时,敌人在此地区内,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反复进行搜索,名之曰“剔抉”。敌人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如热河南部的马尾沟,曾被反复地烧杀过14次。这个例子,只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所犯下的无数罪证之一。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的两年中,日寇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至6月,其主要活动是加强占领区的基层组织,强化“自卫团”,调查和肃清“不稳分子”,并扩大日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达“掌握”民心之目的。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10月,其主要活动是实行县与县之间、村与材之间的联防制,并在其省、道,具各级伪组织中建立“治安强化运动”的执行机构。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
这期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条为在华北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的扫荡、烧杀和劫夺,第四次从1942年4月至6月,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第五次从1942年10月至12月,敌人大肆喧嚷所谓“建设华北”、“肃正思想”,并配合武装镇压和军事围剿,妄图彻底灭绝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对沦陷区的人民肆行经济并吞和掠夺。在金融方面,日寇在华北设立了20余家银行。这些银行滥发没有准备金的伪钞,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日寇对农产品的掠夺是极其残暴的。掠夺方式,一种是低价收购,例如优种棉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65元,而日伪统一收购的价格为38元。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抵市场价格的一半。这种收购实际上和抢劫差不多,而这种收购又是由敌伪机关统一强制进行的,因此广大农民都逃不出敌伪贪婪的魔手。日寇掠夺的另一种方式是无代价的征发,例如当日军给养困难时。便“就地取粮”,肆意向人民掠夺或横征暴敛。
沦陷区的壮丁也成为敌人掠夺的对象之一。到 1942年6月以前,华北被动走的壮丁约为600万人,再加以敌人残酷的屠杀和奴役,遂使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农业减产,广大农民无以为生。
在工矿业方面,开始日寇通过“军管”和“委托经营”(即由被委任的“会社”经营)两种方式,几乎夺取了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企业。但是,敌人 这种“管理”,“经营”的办法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机器厂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人民不满,加之敌人资本的缺乏,结果使大部分生产和商运陷于停顿状态。因此,敌人也感到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政策,而不得不有所改变。
随着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提出,日寇对沦陷区工矿企业的掠夺,改用了所谓“中日合作”的方式。根据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合作”政策的规定,“华北开发会社”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敌人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资本家与之“合作”,并诱使国民党投降。但是,这种所谓“中日合作”,实际上不但所有企业的经营权全部归敌人掌握,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敌人所有,中国资本家得到的只是一些日寇的残羹剩饭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配合其军事政治攻势,宣扬“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反动谬论。与此同时,敌伪还把一切封建落后的会道门都利用起来,宣扬迷信,欺骗群众;大量散布黄色毒素,在敌伪的报刊、小说、电影、戏剧里,充满色情,恐怖等荒诞离奇的情节,海淫海盗,企图以此来腐蚀沦陷区人民,磨灭他们的反抗意志。
在日寇的双役下,沦陷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在经济生活上,沦陷区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每日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由于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沦陷区的粮食奇缺,粮价飞涨,以北平为例,1939年1月份,一斤玉米面八九分钱;到1943年1月,就涨到一元七八角;1944年的端午节,更涨到五元多。日寇为掠夺更多的粮食,于1942年先后在某些大城市实行了粮禽“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仅能吃豆 饼,麸子。豆腐渣等牲口饲料。日寇在北平,最初还配给些粮食,到 1943年,配给人民的就只有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所谓“混合面”。
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是经常的。仅据敌伪报纸透露的不完全的材料,在北平1943年内,每天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平均达300人之多。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敌人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本已大力减少,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将农民所得剥夺殆尽,此外,沦陷区的农民还须负担沉重的苦役。敌人为了修筑公路、铁路、炮楼、碉堡、战壕、封锁沟墙及运输军用品等,常年累月地征发大量劳动力。河北、山西等地,许多农村的壮丁往往每月要服无代价的劳役在半个月甚至20天以上。在临近矿区的村庄,许多壮丁还被强迫派到矿坑中去做苦工。井陉青石岭等12个村庄,经常出伕1000余名,轮班到矿坑挖煤,每班要服役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不等。在上述情况下,不仅农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计其数。
但是,中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沦陷区人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除城市经常举行罢工、罢课和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外,沦陷区农村里的斗争也到处开展着。1942年3月,河北省内丘县的农民,不堪敌伪压迫而举行武装起义,杀死敌伪特务人员数名;6月,唐县农民千余人到伪县府门前示威,高呼“不给敌人当奴隶”的口号。同年11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力反对“配给制度”而举行起义,4个伪县长及敌军60余名被农民杀死。1943年2月,山西阳泉17万农民冲入城里索粮,包围了敌军司令部3天,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夺的粮食;春节前夕,山东博山2000余饥民,以大刀、长矛攻人敌人据点,附近矿工起而支援,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3月,青岛近郊饥民冲进敌人仓库,把敌人劫走的600多包大米运走;4月,泰安饥民截获了敌人一汽车面粉和200包大米;11月,江苏如皋县农民为反对伪常备团征粮而举行了5000余人的大示威,并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沦陷区人民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只是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它对打击和动摇敌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和1942两年,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东条英机的指令,日寇以华北为重点,大举向中国解放区进犯.实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早在1939和1940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不断对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但是,那时敌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线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汉奸组织还不健全,伪军人数也不多,因此在那两年中敌人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后,绝大部分撤回点线,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区,而且扫荡的间隔也比较长,到1941年,情况就不同了,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伪军也增加了;敌人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因此他们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于解放区战场。
东条为了摧毁解放区,强令推行所谓“囚宠政策”。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在1942年10月间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封锁沟壕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以冀南区为例,1939年该区有敌据点50余处,1942年增至800多处,最高时达1100多处,全区平均每14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最严重的是宁南县,该县平均每3个村即有一个敌人碉堡。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1940年底计长2000公里,1941年春增至2500多公里。1942年又增至4500余公里。与此同时,敌人在冀南所建的封锁沟墙也增加到1600多公里。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扫荡中使用了各种毒辣的伎俩和战术。他们一面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一面在扫荡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时,敌人的屠杀比以前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因而也更加残酷和无人性了。据一个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年秋冬之际,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乃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间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根秣,其不能运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药……”
就这样,敌人对解放区的大扫荡,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也加大。仅据1941—1942两年的统计,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1000人以上的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1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而且较前更加野蛮凶狠。比如,日寇在华北冀中的一次大扫荡中,竟残杀、伤害群众10万多人,仅在定县北町一地,敌人就用毒气杀死我军民上千人,弄得“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国民党不但不对解放区军民进行协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里指使其10万军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公开派遣儿十万大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在日、伪、蒋对解放区夹击的形势下,加以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1941和N42两年中,解放区缩小了,人口由1亿下降到3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
面对东条英机发动的疯狂进攻,中国各解放区军民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同残暴的敌人展开空前激烈的大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而且也在严峻的残酷环境中受到锻炼。 1941年8月,日寇集中10万人以上的兵力,在敌酋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敌人分13路出动,企图将我主力消灭于长城的两侧,其扫荡计划准备在4个月内完成。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台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
等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气。我军指挥部当时估计到,在一开始就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所以当敌人历时半个月到达我中心地区时,我主力己转移到敌后,我后方机关也早己疏散隐蔽,而游击队和民兵则到处袭扰敌人。日寇的合击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从9月起,敌人的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我外线部队就在这时反戈一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到9月下旬,各路日军屡次失利,造成困顿混乱,我军又适时地集中了相当兵力,对敌人予以沉重打击,井收复了阜平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为了配合晋察冀的反扫荡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各部队同时出击,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占领了300多个敌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于线不时为我切断。
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军主力被迫自9月中旬开始从北岳区撤退,到10月中旬全部撤走。敌人撤退时,我军沿途设伏,予以重大创伤。在这次反扫荡中,总计我作战800多次,毙俘敌伪军8000多名,破路400多公里,击毁火车3列。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并以“狮于捕鼠,效力不大”来解嘲,此次敌人共烧毁我房屋15万多间,掠夺我粮食2900多万公斤,抢走我牲畜1万多头,残杀我人民4500余人,抓去 1.7万多人。
在这两个月的反扫荡战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韦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9月25日,敌人企图以2500余人的优势乓力围歼我一个团于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当日军到达狼牙山时,我即以一个班的兵力据守险要,掩护全团安全转移。敌人对这个班施以数千发炮弹猛轰,并以优势兵力数度猛扑。但我战士英勇顽强,全班战士仅剩5人,仍坚持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在无法突围时,5位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并将枪摔坏,在高呼:
“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之后,纵身跳崖,结果3名壮士落到崖底壮烈牺牲,两名壮士被挂在崖中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
1942年,是解放区军民斗争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达75次之多,其中最残酷的一次是“五一大扫荡”。当时日寇集中了3个师团、2个旅团,总计5万以上的兵力,从5月1日起,以两个月为期,对冀中解放区进行全面扫荡。在8000个村庄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了1500多个据点。5000公里网状的公路上,经常有700辆汽车巡逻。敌酋冈村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用故留空隙“张网捕鱼”的毒计,企图歼灭我主力。在敌人合击时,我冀中部队已跳到敌人的腹地铁路线和大城市附近去,突然袭击敌后方,使敌人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仓皇后撤援救。战役后期,敌人进入全面“扫荡”时,我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留在当地坚持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成排连活动,配合地方游击队、武工队,依靠民兵,创造了“迎击、侧击、尾击”和“速战、速决、速撤”的急袭战术,积极歼灭敌人。在两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中,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我军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5月13日,八路军两个连埋伏在无极城外4公里地的小吕,日军加道大队长带领四五百步骑兵,保卫着伪正定道尹及所属8个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治安区”去视察,落入我军伏击圈,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打死伪道尹、骑兵中队长以下官兵180多人,并击毙敌人军马60匹。日军大队长腿部中弹,带残兵狼狈逃窜。整个战斗只用了45分钟,八路军指战员无一伤亡。又如6月9日的深泽宋庄之战,我军两个多连击破敌人2500多人的进攻,打死敌人板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600余名,伤300余,毙伤伪军官兵200余名,而我军伤亡仅73人。
在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中,我解放区军民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我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有许多很好的创造和发明。其中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两个法宝。
华北解放区广大民兵大摆地雷阵,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惊魂丧胆。群众就地取村,利用废铁、玻璃瓶以及石头等制造地雷。这种武器省工价廉,杀伤力较强,又不易为敌人发现。当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扫荡时,群众把各种各样的地雷随处埋设,大道、田野、山脚、村边、室内、室外都是地雷。这样,使敌人到处触雷被轰,寸步难行。
在对敌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晋察冀边区的李勇就是很出色的一个。李勇是阜平县五丈湾的民兵队长,他领导着民兵队在斗争中学会了使枪使雷。
1943年5月12日,他领导的民兵在五丈湾附近,布置了一个地雷阵,并使用了“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的战术,结果使进攻的日寇死伤惨重。从此,李勇的名字传遍了全边区。以后李勇的地雷战术更加发展,不仅做到了“敌到雷到”、“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叫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李勇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无数的功绩,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爆炸英雄,并参加了边区的群英大会。像李勇这样的事迹,在各个根据地都曾广泛地出现,正如群众所唱的。
李勇变成千百万,千百万的民兵要像李勇,敌人要碰上千百万李勇的地雷阵,管教他一个一个都送终。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群众的创造。平原的自然条件不如山区便于隐蔽,为了改造这种自然条件,群众便创造了地道战。开始时,村干部和民兵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各自在家中挖了地洞进行隐蔽。以后,这些地洞打通了并逐渐延伸到村外,使村与村之间的地洞都连接起来,便形成了地道。地道不仅起保卫自己的隐蔽作用,而且是积极打击敌人的坚固阵地,民兵可以利用地道出其不意地扫击敌人。敌人经常在付出很大的伤亡后进入材内,但却找不到一个人;而民兵却可以利用地道的枪眼射击敌人,或者从地下转入材外,袭击敌后。敌人在发现地道后,曾经用烟熏、水灌及放毒等办法来进行破坏和杀害群众。但是,群众又在斗争中创造出许多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地道的构造一天天在改进,有防毒。防水、通风的设备,也有引诱敌人的陷饼,有的地区还在地道中没有医院。地道成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地下长城。
除地雷战,地道战外,交通战也更为普遍地展开了。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几乎把全部道路都挖成宽约8尺、深约丈许的道沟。道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不能行进,但可掩护抗日军民的转移,因此解放区的群众把它称为“抗日道沟”。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割电线、毁围墙、烧桥梁等斗争也普遍展开。
1942年,仅冀南的民兵就收割了电线0000多公斤,毁围墙40多道,烧桥梁20多座。
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和青纱帐,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要进行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不仅青壮年参加了民兵,而且连妇女和儿童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中来,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千真万确的,东条英机和他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就像野牛冲入火阵一样,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正是:“治安强化”施淫威,日本鬼于挨铁锤;人民战争威力大,定把野牛烧成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